曹斌 | “汪家村试验”点评04 “创新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实现共同富裕的“汪家村试验”探讨”

资源优化配置和多方共赢——汪家村试验

（王小鲁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资源整合、运营与分配机制的创新——对汪家村试验的几点看法

    （汪向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原主任）

资本下乡参与汪家村试验的经验与启示

（张浩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社会学研究室主任）

创新乡村振兴发展模式，实现共同富裕的“汪家村试验”探讨

   （曹斌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副研究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解决社会内在矛盾的题中之意，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国家需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特点，解决突出的矛盾和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实施农业农村发展政策。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推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分布阶段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汪家村是位于成都市新都区，人口只有1800多人，幅员面积不足2.5平方公里，不具备任何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的普通村落，然而汪家村积极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原住农民为主体，吸引工商资本，盘活村内闲置资源，带动农业生产，增加了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集体经济组织经济收入，显著改善了汪家村村容村貌和村民的生活水平，走出了具有特色的汪家村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一）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是稳步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在经济成长处于低收入发展阶段，主要面临着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农业农村的政策是通过内涵和外延的制度安排保障农作物稳定供给。外延式发展政策主要是扩大农地面积，通过开荒等增加农产品生产基础。内涵式发展政策主要是引入现代工业技术和资金，例如农药、化肥等化学农业方式和推广农业机械的物理方式，提高单位面积农产品产出。经济社会成长到中高收入发展阶段，资本和技术快速进入农业产业，农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得到缓解，农村发展面临着增产增效不增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等诸多问题。政府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及落实其相关配套政策解决的核心问题是通过社会资源的重新优化组合，实现农民增收和社会共同富裕。因此，现阶段判断基层实践中乡村振兴的探索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就是在稳定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体制机制，保护农民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考量农民是否增收？经济收益如何？而并非试验历程多么精彩、内涵如何丰富、如何具有内在逻辑。从以上的标准来看，“汪家村实验”应该是成功的探索，在实践中实现了包括财产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农民增收形式的多元化。郑庆秀女士作为一位参与者和受益者，据调研显示，2020年获得房屋租金约20000元的财产性收入，参加“帮帮团”工作获得年36000元的工资性收入，年收入共56000元。然而，汪家村所在地的成都地区的同年平均工资水平为54000元。郑庆秀的收入经超过了成都地区收入水平，如果再加上家庭成员和其他兼业收入，郑庆秀一家的收入应该已远远超出当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通过项目参与率先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二）“汪家村试验”的经验与启示

本期的乡村振兴探路是由社会企业源素轻旅集团为龙头，党委政府支持，村集体主导，农民为主体，企业、妇女、老人和返乡青年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汪家村试验”，其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保护农民的基本利益

从历史层面上来看高度分散的小农难以对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曾讲到：中国几千年历史围绕农民获得高度分散的土地和和地主阶级高度集中土地之间的矛盾及其解决，周而复始地实现朝代的更替。其主要原因是高度分散的小农户很难对抗地主阶级的剥削。从现实层面上看，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走农民组织化道路，建立并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是提高农民市场地位对抗工商资本的必由之路和有效之路。在政策层面上，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优先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的政策体系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新内涵。在“汪家村试验’中，村委会选择了公司的外壳，成立资源管理公司（陌上汪家），一方面对内通过资源资产量化折份，同成员签订《委托承诺书》和《托管合同》，整合闲置资源，成为全体成员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对外形成具有较强市场谈判能力的交易主体，代表全体集体成员和工商资本谈判，在保护成员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将成员资源的使用权委托给源素轻旅公司，并基于市场机制由源素轻旅公司进行策划、设计等工作。这样组织化对市场竞争结构的改变，显著提升了集体成员谈判地位，实现了公平公正的保护农民利益和工商资本下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是理性吸引“资本下乡”，推动实现共同富裕

小农户小而散的经营方式，内生性发展不足，客观上需要农村精引领，但又担心资产被侵占被剥夺。然而，目前由于法律机制等各方面的不完善，社会企业下乡的中小资本面临着过高的交易成本和小农户较低的违约成本导致利益受损的问题，导致下乡之路忐忑不平。以源素轻旅集团公司为代表的社会企业，是具有强烈的盈利意识和优化农村资源能力的中小资本，也面临着同样的顾虑。在“汪家村试验”中，源素轻旅集团公司突破了“资本+农户”、“资本+集体经济+农户”的传统模式，而是通过组织化、通过保底加分红的方式，把以往相互对立的买卖、租赁关系内置为合作关系，避免了源素轻旅集团和汪家村集体成员的利益对立，把企业拥有的信息、资金能力和汪家村集体成员拥有的资源、劳动力有机衔接了起来，使双方走上了“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共同富裕之路，其模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种模式不仅解决了企业的后顾之忧，而且村集体经济经济组织在与源素轻旅集团公司合作之前就是空壳，完全没有经济收入，甚至为了解决出行问题，修了几条道路导致负债，2018年负债金额一度达到了了14万，但是合作之后的2020年就分红了6万元。而农民方面，2019年前人均收入2万多元，低于周边镇街的平均水平,而且还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目前参与项目的农户都有了3-5万元的收入，收入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了成都当地平均收入水平。由此来看，吸引资本下乡和合理的组织体系搭建，完全可以实现共赢共利，共同富裕。

三是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提升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工商资本企业下乡参与乡村建设普遍存在企业和农民是两个根本利益对立。以往案例之中，农民将土地流转给企业，获得租金收入，不再关心也不再参与企业经营。而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租到农民房屋、田地之后，其经营会脱离农民，也不会主动吸引农民的参与。但在汪家村的试验中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吸纳村民成为公司成员，在保护农民对原属资源所有权的前提下，促使农民积极参与到项目立项、规划、实施和监管的各个环节，把项目的运行与农民的利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公司首先吸引了以李中丽为代表的“本村人”，让其以公司持股股东身份进入团队，代表公司和村民沟通。由于李中丽本身是村里人，了解村民想法，了解村里情况，既提升了村民对企业的信任，又能够很好的出谋划策为公司因地制宜的制定出了发展规划，保障了项目的稳定实施。另外，源素轻旅集团公司组建了“帮帮团”，聘任汪家村村民17人从事前厅、营业员、帮厨保洁等服务工作，使农民能够就近掌握自己资产使用情况，还能够了解公司经营方针，提升了互信，也增加了农民收入。例如村民郑庆秀，其经济利益主要包括资源量化后的保底金、分红收益和工资性收入。闲置房屋经过源素轻旅集团公司的设计、改造变得美丽，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促使其更加主动、积极地参与到项目长期的发展中。这是项目发展的核心动力。

四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相结合，提升劳动力效率

工业化思维发展经济，主要通过规模化效应，来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在一定的技术效率的条件下，通过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或在单位时间内增加产品的产量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企业的生产费用。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工业化的思维发展经济相对较为困难。因为高度分散的小农户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既有对农药、化肥等生产物资的需求，也有衣食住行等相关的生活领域的需要，而且这种需求具有多样性、规模小和频度高的特点。企业下乡要以工业化的思维为农民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受制于这种高度分散的小农户特点，客观上形成不了服务的规模效应，面临着极高的交易成本，难以达到其实现盈利的目标。“汪家村试验”针对农村农业的这些特点，成立了“帮帮团”，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邻里间互帮互助的传统。另一方面基于范围经济原理，不硬性安排员工岗位，而是充分调配的员工人力资源，使灵活的为超市、餐饮店等部门提供服务，实现了一人多用，既降低了服务成本，又提高乡村在地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这是比较符合当前农村发展现状的人力资源安排方式，值得推广和宣传。

（三）“汪家村试验”面临的问题和建议

正如刘华杰主任所讲的“手头没有一把米，一只鸡都唤不来”，乡村振兴不是空口号，而是要切实让农民受益、让集体受益，只有让村集体经济组织越来越壮大，手头的实实在在的收益越来越多，才能够更好发挥村集体的作用，汪家村农民才能越来越富裕。汪家村之路路要的越走越宽广越长久，首先要提升成员参与意识和构建参与决策的环境，让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推动人和受益人，目前汪家村试验虽然吸纳了不少村民参与到了企业工作，但应该进一步提升成员在公司和项目中的参与程度和发言权。其次，汪家村试验需要通过高品质服务克服不具备区位优势带来的劣势，虽然范围经济可以提升人力资本效率，但是质量提升需要走向专业化发展道路，需要发挥学习效应，进一步加强劳动者的素质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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