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仪陇做法”01乡村振兴组织创新：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经验

乡村振兴组织创新：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经验

信用合作到产业合作 培育村社主体能力——仪陇县观音庵合作社故事

组织起来 养牛技术加理财推动产业兴旺——仪陇县家庭农场故事

托管平台赋能合作社，组建县联社促推产业发展——仪陇协会农村发展部为农服务故事

 “仪陇做法”问答选编

仪陇做法：教育与陪伴，持续赋能乡村农民合作组织

【摘要】：四川仪陇县于1996年在联合国“以人为本的乡村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支持下，创立乡村发展协会。参照孟加拉小额信贷扶贫方式，结合中国乡村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在农村基层第一线探索乡村扶贫与可持续发展有效机制；动员农户投资创建村级合作社，设置合作社内部互助基金，为社员提供小额信贷，孵化陪伴成农民合作组织成长；对合作社开展综合服务，包括农民教育、生产合作及联合购销；探索县级协会组织对基层农民合作社开展服务及进行监管的有效机制；培育养牛产业，支持回乡青年创业建设养牛家庭农场，在养牛家庭农场及养牛专业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联合社；为合作社建立经营服务核算管理平台及大数据农业溯源管理体系。26年来仪陇乡村发展协会持续运作，服务内容不断扩大，受益农民不断增加，成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新平台。

【关键词】：农民合作社  小额信贷  资金互助  乡村发展协会  组织创新

高向军在【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五期“仪陇做法”（2021年10月24日）上讲演

一、故事

我叫高向军，来自四川省仪陇县。仪陇县地处四川东北部的深丘向低山过度地带，是一个近120万人口的农业大县，农民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多一点。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是贫困的主要原因，一直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精准扶贫后，我们摘帽了。

我也算一个红二代，我父亲是在山西跟着徐向前的队伍南下到仪陇的，我们一家人都不在仪陇，就我一个人在。我在政府的核心部门工作过，做政府的秘书科长，很了解我们当地的基本情况。退休前是仪陇县的政协副主席。

（一）协会的基本情况

1、协会的产生：赴京拉来联合国项目

1993年机缘巧合，我的一个朋友说你们那儿这么穷，你跟我上北京去找资源。那时候我三十一、二岁门都没有出过，但我胆子大，就跟他跑北京去了。当时我们去了日本大使馆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把我们的贫困状况、问题讲得很清楚，很快就争取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以人为本的乡村扶贫与可持续发展项目”。项目拿回去了我们当地官员谁都不敢接手，一说是国际项目都害怕。那会儿国际项目谁都不敢接。结果项目既然是你找回来的，那你负责吧。就这样我介入了农村发展工作。后来政府觉得我能找钱、比较能干，就又让我做了县招商局局长、外经贸局长、北京办事处主任等职务。通过这个项目，我才走进了农村。我看到天天宣传的大好形势下农村真实的贫困，作为一名共产党的干部，我受到很大触动，觉得应该为贫困的乡村和农户做点什么。

1996年，在项目支持下建立了仪陇乡村发展协会，在县民政局注册为社团。协会就是UNDP这个项目的执行机构。我一直担任秘书长到现在。UNDP项目要求所干预的农村发展应该是持续性的，必须要建立能够帮助农村持续发展的专门队伍。县乡村发展协会发展最鼎盛时期，工作人员有50多人，招募的都来自于农村青年。

2、协会探索农村扶贫与可持续发展

90代后期，我们国家农村农业组织和服务体系逐渐解体，大量的农民在离开了政府的生产指导和生产服务的情况下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安排自己的农业生产，农产品严重倒挂，大量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开始了农村发展学习和实践。

这26年来我们协会在农村第一线帮助支持引导大量贫困农民发展的过程中，为了破解农村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和农户处于无序分散状态、小农与大市场难以对接、农村金融服务严重缺失的农村发展瓶颈问题，我们在农村第一线持续不断一步一步开展现代农业的农民教育引导、农民合作组织孵化、农民家庭农场孵化、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构建、农民联合产业培育等长时间的实践探索。

我们常年持续不断地在农村开展新型农业生产者主体的孵化培育和组织建设实践探索。协会通过建立起来的农民合作组织、学习平台、农村社区服务网络体系常年开展大量的农民教育、服务和帮助推动这些区域内人们的联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协会形成了三大块比较稳定持续的农村社会服务业务：一是我们从事了26年针对农村低收入家庭成长发展的扶贫小额信贷服务，常年坚持陪伴教育农村1000多个中低收入家庭逐步成长发展，凡是参加到我们这个项目的农村低收入家庭，稳定成长效果非常好。这些弱势家庭是社会大家庭的弱势细胞，他们的稳定成长是社会稳定成长的重要问题，在我们的扶持下这些家庭的自我成长力非常好；二是从2003年开始开展的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孵化和陪伴成长、农民组织建设、农村金融服务的有效机制实践探索；三是我们协会开展了十多年的乡村事实孤儿陪伴教育助学。协会常年陪伴助学350多名左右的农村被遗弃特困家庭的非婚生育孩子、特困残疾家庭孩子、重特大疾病家庭孩子，目标是持续陪伴教育这些孩子成长成为社会有用的人才，效果也非常好。

3、协会组织自身发展

在这个实践探索过程中协会也得到成长发展，目前我们协会自身有四个业务服务部门，在县域内设立了七个服务网点：形成了自身完整的管理、服务、制度体系；有较稳定的农村社区组织与发展基础；有自建的农民培训中心；有24名稳定专业的专职员工队伍。

近十年来协会自身一年的人员费、管理费支出在192-195万元左右，每个人年平均工资收入是6万左右再加上保险，一个人的保险一年1万多。经费主要来源：一是用我们小额信贷金融服务的收入一年在120万左右，这可以覆盖工作人员工资的60-70%；二是政府给我们每年的预算支持和政策性项目支持协会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政府给协会五个公益岗位补贴指标支持，一个公益岗位指标支持一个员工一个月1000多块钱工资补贴和帮助机构承担这个人一年的机构保险）；三是我们协会每年申请的公益项目都会有部分人力资源支持，像香港施永青基金这些年一直随着公益项目给4-5位项目执行人员的费用支持，之前一个人支持5万元，去年提到6万；我们乡村事实孤儿的陪伴教育项目是四家公益机构和社会爱心人士资助项目。我们团队工作人员负责这些孩子日常陪伴教育，公益组织不仅承担孩子直接开支资金，同时按照孩子直接开支费用的15%-20%作为对协会陪伴教育的人员费支持。协会从公益项目来的人员费收入占到我们每年机构总收入的20%以上；政府每年给的资金大致占到机构总收入近20%；现在县联合社刚注册，还没有多少收入，我们希望明年、后年联合社的服务收入能够养活在联合社工作的专职工作人员。

可以说，协会成立26年来就是推进乡村振兴和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有政府背景但是一直按照民间方式组织和运作的非营利社会组织，我们一直得到地方政府和大量的农村发展公益基金会和专家老师的支持。今天回过头看来，我们一路走来一直就是以小额信贷为工具孵化培养农民合作组织，为农民赋权赋能，帮助小农户组织起来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这么一条乡村振兴的探索之路。按照协会发展转折点，我把它分为了五个阶段。

（二）妇女活动中心起步，农民参与及学习成长

1996 年到 2002 年这期间我们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项目支持下，开始学习实践农村发展，这是第一阶段。联合国UNDP 项目支持我们到过很多国家去考察学习他们的农村组织和农村发展方式。特别重要的学习是到晏阳初国际乡村改造学院学习的晏阳初乡村改造十大信条，这十大信条一直是我们协会往前探索的一个理论支持；另外一个就是孟加拉尤里斯的扶贫小额信贷扶贫发展方式；同时我是一名县级政府部门的领导，带着在政府扶贫和政府农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很多问题和思考，希望探索出一条中国农村社会有效的发展道路。

从1996年开始协会将晏阳初乡村发展十大信条与孟加拉小额信贷服务机制有机结合起来，在当地农村开展农村妇女活动中心建设。到1999年我们在仪陇县九个乡镇以社为单位组建了近400多个农民妇女活动中心，参加的农户达到7千多户。

[图1农民活动中心活动掠影 ]

我们在这九个乡镇设立了我们的服务网点，工作人员从每周一次后来到每十天一次去到村里支持妇女活动中心开展活动。我们用小额信贷工具推动支持他们的家庭发展成长，效果非常显著。它显著在什么地方呢？在小额信贷机制的推动支持下农民妇女中心持续开展交流学习活动，活动带来了贫困家庭互相交流学习，互相影响，互相鼓励，他们中大多数人开始自主进入市场，在对市场需求了解基础上自主安排家庭生产活动能力提升了；活动中心活动带来社区的和谐活跃、家庭收入增加、特别是妇女成长发展带来家庭成长发展。

但这个时期随着农产品严重倒挂，农村外出务工的人员越来越多，我们的活动中心在逐渐解体。而且我们的小额信贷经营管理在规模大了以后也出现非常多的问题，后面会详细展开。

这个过程让我们清楚认识到小额信贷资金给贫困农民带来了资金支持，但改变贫困最重要的不仅仅是资金，而是小额信贷机制和中心活动的交流学习带来的人的认识，人的觉悟，觉悟了的人有了向贫困开战的能力，就能改变命运。我们不是在做金融，而是将金融作为工具做农民理财和金融教育。所以，怎么样通过小贷这个工具，持续不断开展为农民赋权赋能，培养和教育农民有尊严的自主成长，就成为我和协会思考和长期努力的方向。

随着我们农民中心逐渐解体，我们开始思考怎么样再建农民活动中心。从2003年开始，协会一方面在UNDP第二个项目小额信贷机构能力建设项目支持下进行内部金融管理能力建设；但另一方面协会在妇女活动中心基础上试验，怎么样能创建一个属于农村妇女自己的活动中心，因为我们认为前面那个中心是被中心的。

那么怎么从被中心到自中心？我们采取的作法是通过与中心成员引导讨论，开展中心成员向中心储蓄，每一次中心活动成员都储蓄5元钱到中心的方式，建立中心专属的基金。目的是让中心成员与中心有利益链接，把中心逐步改变成他们自己的中心。这个实验从03年做到04年，实验的效果是中心活跃了，他们的关系紧密了。中心开始自己组织活动了，然而这个试验的结果就是一个互助小组，不足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因为这个中心也就二三十户左右农户，更多的生产合作与购销合作实际还是开展不起来。那个阶段当地进城务工的农村人口越来越多，以社为单位的农民活动中心基本上组织不起来了，所以我们在思考怎么样在中心这个探索基础上去寻求让建立规模更大的农民组织起来的方法。

（三）小额信贷切入，建立农民合作社

在那个阶段，我们开始研究我们的每一个村。当时大量的农村资金，因为农业银行和信用社的改制流出农村，金融服务当时是非常空缺，我们在农村开展的小额信贷资金压力很大，但当时我们县农村信用社一年70个亿的存款规模，80%都来自农民，农民把钱存在银行，他们生产发展想贷款却又贷不到。我们在村子里面调查发现大量贫困农户都有历欠，每个村都有几十万的银行贷款欠款余额，农民历史欠款很多，每个村都在30万到70万左右，这些村每年不仅从银行贷不到款，而且每年需要偿还银行利息十几二十万不等。我们开始思考可以把农民的钱组织起来，建立他们自己服务自己的基金。

如何帮助更多的农民解决贷款难、上市场难、技术服务难、上什么生产项目难的问题，结合我们多年农村发展实践和对农村社会的深度了解，我们清楚确定这些问题只能依靠农民组织起来通过合作的办法才能破解。我们在多年从事小额信贷和农村发展推动基础上设计了一套创建村级合作组织的方案，这个方案大致包括：推动动员一个村80%左右在农村有生产活动的农户自愿投资创建村级合作组织，以农户出资为基础，政府1:1配股和向特困家庭赠股的方式推动农户自愿投资政府支持的方式组建，教育引导帮助推动农民走组织村级合作社的路。我们帮助村级合作组织用成员投资和政府配股资金建立合作社内置互助基金，以互助基金为纽带创建农民合作组织。

当时正是新农村建设时期，UNDP项目也结束了。我们拿这个方案申请公益资金没有批给我们，就申请政府支持。我和县委书记说，你在体制内做新农村，我们在体制外做探索。这个方案得到了政府支持，开始了以村为单位的村级农民合作社的孵化实践探索。当时县委书记给了我们四个村做试点，每个村给了8万元。他原以为是我们协会自己要用这个钱，但我告诉他我们是要给农民的资金互助配股。

2005-2010年，我们先后在21个村帮助建立起21家农户自愿投资、政府配股的专属于农民自己的合作社。我们将每一个合作社农户投资和政府配股、赠股资金（十万左右）为合作社创建起内置互助基金，指导培训合作社用于服务成员和本村村民的生产生活；互助基金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成员出资搭建起成员之间初始的利益链接平台；基金收入支撑合作社最基本的运行成本实现基本的自我运转；基金每年在为成员分红的基础上提取三金作为合作社的积累。这期间我们帮助创建的这21个村的合作社每月开展农民教育、组织联合生产服务、组织联合购销服务、组织开展社区公共服务、为村民提供金融服务等效果非常显著。

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主要有三个难点。一是推动动员农户改变认知自愿投资参加难，最初农民是不懂的，那你得说服农民让他懂，所以我们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农民的教育过程。二是合作社管委会成员组织开展合作社的各项活动的能力困难。管委会是农民推选的他们信任的人，老百姓选出的人都是非常好的，有公心、不自私，其他方面他们没有，例如没有干部经验。但做管委会成员需要有组织能力、教育能力，他需要懂合作社该如何组织，带领大家往前走，这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关键环节。三是因为中国农村社会没有合作文化基础，大家对于合作组织应该怎么样组织开展组织建设、互助金融服务、联合生产组织、联合购销组织等等都完全处于一个无知的状况，需要让大家学习理解基础上讨论合作社的发展。协会采取每个月组织管委会成员培训学习，指导他们怎么开展成员组织教育活动、怎么组织讨论合作社生产和联合购销活动，怎么一步一开展金融服务活动，在这个基础上每个月到每一个合作社与管委会成员一道组织成员集中活动，带着管委会和全体成员一步一步往前走。

这么多年过来，现在看来搭建一个良性的合作组织体系，合作社在有效的嵌入式教育引导下一步一步成长是完全可以实现的。我们的合作社孵化成长、陪伴的实践探索是成功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在这个阶段我们协会收获了合作组织孵化、内在组织教育、服务方式、联合生产活动的组织开展、内置互助金融的经营和服务管理等富有成效的经验和有效运行机制。

（四）协会托管合作社，创建监管体系，联合培育产业基础

1、协会开展小额信贷服务，弥补基层合作社的不足

2010年协会自己经营服务农村中低收入家庭的扶贫小额信贷出现了一次像美国雷曼兄弟一样意义的金融风暴。不是说波及谁，而是对机构达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做了这么多年小额信贷，这个风险问题一直是周期性出现。我们协会是中国做小信贷最早的机构之一。当年全国有300多家公益小贷机构，后来有的转商业，有的垮掉，而我们一直在做公益扶贫小额信贷。资金互助合作社也好，协会也好，我们都不是专门从事金融业也没有学习过金融专业，我们是拿金融作工具实现为农民为农民组织服务的目标。面对这次金融风暴，协会处理风暴的能力比较强，到2012年将这一次出现的金融风暴平息并找到出现风暴的根本原因，那就是普惠毛细金融服务的信息不对称（虚假信息）、精细化过程管理不够。找准问题解决问题，2012年协会又重新起步。我们协会的小额信贷服务到今天十年了。协会的公益扶贫小额信贷以400多万基金每年都有效的扶持陪伴支持1000多个乡村中低收入家庭稳定成长发展；在服务他们的同时，我们机构也获得了金融收益，支撑我们服务团队70%左右的支出。不足的部分由政府和基金会支持，我们小额信贷经营管理风险控制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在金融专业技术管理上我认为走通了，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商业金融管理的路。

在这次协会的金融风暴平息后的2013年我们下决心一定要帮助合作社的互助金融解决和我们类似的问题，不能让他们重蹈我们的覆辙。因为我们还算有能力解决，他们自己是没这个能力的。什么问题？在合作社创建初期我一直认为互助金融与合作社财务因为规模不大，我们来教合作社管理者，依靠他们自己来经营服务管理是可以实现。另外当时的机制设置是，依靠村两委、投资成员来对合作组织的资产、金融经营与财务进行监管。然后我在每个月的学习活动中，会组织村干部跟我们一起学习，因为他不懂，实际没法监管。另外一个我们认为农民出了钱，他这种社区的公共压力和他的监管能让合作社管理人员去遵守规则。但实际与愿望是有距离的，机制设置是有问题的。

主要问题表现在没有外部监管的情况下，大量的合作社开展金融服务的时候管理者碍于情面不按照规定去催收还款，农户不按时还款，他们效仿原来信用社的方式，采取把没有按时还的贷款变成新贷款的方式开展虚假贷款。这是个非常普遍的现象，而且不管农民还是管理者，他们会认为这是对的，没有错。

但是合作社资金规模小，它很快就没有实际的金融服务而逐渐演变成虚拟的金融服务，欺骗社会和政府。实际报告出的数据全是假的。这种虚假贷款不仅没有收入，农户也可以不守诚信，而且绝大多数合作社管理者会认为这是正常的（“因为银行都是这样做的，那我们这么做也没错”）。其次，合作社的财务账是建立在没有现金流支持情况下的，所以大部分凭证完全可以作假。不合规，虚假、不规范的问题不解决就没有可信度。合作社不规范的金融、财务、资产管理和合作组织监管缺失问题对于合作社来说是致命的，但这些问题依靠合作社自身是无法解决的。

2、合作社改造升级和托管服务

针对合作社普遍出现的问题，13年我们提出了对合作社开展财务、金融、核算、资产经营托管服务的大胆设想。托管提出后，合作社大量的管理人员、成员认为我要收他的权。我们开展大量的研讨培训，同时提出托管服务的具体方式、托管边界并与自愿参加的合作社签订托管合同，用契约来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资产财务会计的决定权是合作社的，合作社的决定权是在你们制定的合作社的制度基础上。我来监督，在这个制度基础上行使你的权利。其实那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能托管起来，但是好像必须走这条路才能帮助合作社解决这些问题，试验吧总会有办法的。

特别感谢当时永青基金会的陈主任，她支持我做这个，我用他们支持项目花了一年的时间做农民的工作。同意跟我们协议托管一个合作社，我们带着队伍去每个村进行清产核资。因为金融清产核资工作量是很大的，每户要去对帐。所以我们整个工作从教育到清产做了一整年，12家合作社自愿申请通过我们逐村清产核资与协会签订了托管服务协议。那么还剩九家为什么没进来呢？有的他不进来，有的是他问题太大我们给他叫停了，要解决他的风险资金处理问题。

这个时候这些合作社的社区公共服务和产业培育、联合生产的工作量已经需要扩大了。首先，为了扩大合作社核心团队的能力和社区凝聚力，将三个管委会成员在改选过程中扩大至9-11人（这个时候村上的书记和村长都进入管委会了）；二是从公益法人转向合作社法人注册（2006年因为合作社组织法还没有施行，所以合作社都是在民政注册的）。从2013年一直到现在我们基本坚持合作社管委会成员每一个月来协会，组织他们一起做月度行动分享交流和辅导合作社做下一月度行动计划的方式辅导合作社开展活动，同时通过努力我们与合作社一道创建起了合作社管委会成员在组织开展社区公共服务、生产购销服务、组织建设、金融服务过程中的月度误工补贴标准与误工考评方式。

[图2 农民小额信贷知识讲解活动 ]

3、以托管为基础发展养牛项目，资金滚动扩规模

在实践探索合作社托管服务机制的同时，我们开始了在合作社平台上帮助他们发展联合生产项目，而不是他们原来一家一户自己消费的生产项目。所以13年，14年我们以这12家上托管平台的合作社为基础，向小母牛、永青基金会陆续申请支持合作社托管机制探索、合作社组织下的农民教育、合作组织管理服务运行机制探索、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的联合养牛扶贫项目支持。养牛是多家合作社农民选的要养牛，当时他们选养牛时觉得养牛可以挣钱，我们就在村合作社集中活动上跟农户一起来计算养牛的成本和收益，其实农户说的赚钱就是赚的市场涨价的钱。农民选择了养牛，我们支持，但如何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开始了帮助养牛农户实现真正意义赚钱的养牛培育，支持黄母牛改良肉牛养殖的路。当时农村传统只能养黄牛，养花牛要败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在当时推进不一样的养牛模式：它不是单纯的养牛，而是通过合作托管平台的合作社来做，由合作社组织和推动小农户开始收集本地淘汰黄母牛，并且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其中，申请外部项目提供养牛基金支持农民购买母牛，但是资金是提供给合作社的，由合作社负责对农户买牛、饲养、环保和基金回收进行经营服务管理，但是要求与其他资金分开管理。为什么呢？因为之前我们把公共资源，也就是外部资助资金放到合作社后，合作社管理层把外部资助和合作社内农民投的互助基金混合起来都拿去放贷赚利息，而不是拿来支持发展生产，很多时候合作组织会在发展与金融的关系上搞混淆。同时因为是公共资源他们去回收的动力就软得多，因为他们对合作社农民自己投的钱，要对老百姓有交代，对用外部资助放出去的贷款却不关心能否收回来。所以这两个资产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能混在一起。只有托管了，才能分得开。

[图3 仪陇县养牛农户活动掠影 ]

这期间我们的托管服务机制创建并有效提供托管服务；合作社管委会成员组织开展社区公共服务和合作社经营管理服务的月度考评体系建立有效运行；合作社组织成员开展联合养牛产业培育机制有效建立运行；我们将小母牛项目支持帮助农户养牛的资金分发给合作社，构建起了持续滚动的产业支持基金，取得了显著效果。

具体做法：由进入托管平台的合作社去组织动员推动本村自愿养牛的农户参加到合作社组织的联合养牛活动中来，合作社推动多少农户参加，我们为合作社已经帮助购买回来牛的农户进行组织管理、技术、金融管理等的培训合格后将每头牛6000元支持资金下到合作社。这个资金对一个家庭，两三年内一次性还是还不回来的。那么我们就采取了一个小贷设计，跟农民讲你一个月还200元可以吧。我们度量所有老百姓，他只要诚信，每月还200的能力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有效管理，我们的主任说每个月回收200元的工作量非常大，但是这个200元的回收促进了资金的滚动和后续再买牛。所以，合作社负责按照产业基金管理要求每个月负责回收最低200元，养牛农户需要在三年内全部还清购牛基金，农户还款正常可以申请滚动基金购买第二头牛，但是购买第一头牛的农户优先。这样两到三年时间参加养牛的九家合作社基本上每一各村养牛农户都在几十户，养殖母牛在2000头左右，而且产业基金在村内有效滚动支持培育产业基础。

这12家合作社他们从农民组织的角度来说觉得这样非常好，跟着这套制度走。因为村里农户单独买牛是很难的，小家小户都不知道怎么买。那现在有管委会帮农户用支持资金来买，提供养牛技术帮助。小农户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独立决策，向合作社申请养牛，获得牛和服务支持。

到2020年这12家上托管服务平台合作社共有初始股本金148.73万元（包括农户自愿交纳的入股资金和政府的配股和赠股），从合作社建立到2020年12月底12家合作社累计共计发放贷款5839笔，发放贷款5486.68万元；累计回收利息389.27万元；提取“公积金、公益金、风险金”80.65万元；成员农户累计分红116.27万元，12家合作社总资产达到567.51万元。财务层面上它是成功的。

4、联合养牛规模初具，凸显产业培育作用

合作社还负责按月开展持续的家庭养牛的环境卫生管理与疫病防控服务，不到两年时间十个村每个村养牛规模都达到150多头以上，但都基本是一家养一头耕牛。养牛产业基金与合作社的组织教育管理有机结合，极大的调动了合作社管委会和成员们的积极性，逐步滚动支持村内养牛农户成长，每个村都有了一定规模。

到2015年我们开始了在没有合作社的地方组织养牛大户带周边养牛小户共同培育养牛产业基础，希望能帮助养牛大户带小户逐步发育成养牛合作社，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期望。当时找了三个区域的三户，让他们带周围的小养牛农户来养牛，我们按照支持合作社的方式支持。当时想把他们培养成合作社的领头人，但没能靠他们建起来。但是他们每个人像是袁兆明带了60多家，他那个区域的养牛就从他开始。他们带小农户养1～2头，三五年就变成十几头了。所以成长性还是非常好。合作社的养牛规模在增长，大户带小户地增长。

然而养牛的农户逐渐多起来后，很多问题也出来了。母牛配种怎么办？品种改良怎么办？为什么要改良，因为本地购母牛产犊品种不好价格低。当时本地耕牛下的小牛只有30斤，可能喂上半年卖两三千元。所以当时项目支持我们送人去县外拜师学艺，但回来了不好好给农民服务，天天瞎收农民的钱也管不住。另外就是农户家产的小牛被山东的经纪人卖去山东2000多元，当我们本地青年人要养牛时，去山东花5000～6000元买回来是从仪陇出去的牛。牛价一涨，小农户就把母牛卖了。我们给他改良配种后，他把小牛卖了，这样改良没有进展，牛还是那个老牛。所以规模上去后，改良问题、小农户养殖母牛谁来育肥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我们最初支持小农户养牛是以增加农户收入为目标的，这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养牛产业培育的相关问题。

（五）协会培育孵化养牛家庭农场

1、返乡创业农民养牛，协会开展养牛家庭农场培育孵化

2014年以来随着国家宏观经济形势下行，回乡创业的青年农民逐渐增加。他们很多回乡选择养牛，他们的养牛不是小农户的养牛而是一定规模的养牛，至少也是在20头左右，所以他们做的是一个很大投资的农业项目的起步。

2015年初，协会开始了瞄准这部分回乡创业选择养牛的农户开展支持活动。首先我们把县域内回乡创业养牛大户集中到协会，与大家共同讨论创建仪陇养牛学习平台。这时候有200名回乡创业的青年人来到协会，这时候第一感觉是青年人强劲的活力、向上、勇敢、努力，他们是农业的未来。我们抓住回乡创业的人他们需要有支点，所以我们说我们大家搭建一个学习平台成为我们养牛人自己的支点怎么样？大家觉得很有道理很积极参加到这个学习平台。我们组织大家一起讨论学习平台的制度（每个月一次、大家都需要遵守）。第一次学习平台活动我们建立了学习平台的规矩后，组织大家共同梳理讨论我们在养牛过程中存在问题、挑战、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帮助。协会聚焦回乡创业养牛农户共同讨论出来的问题，开始了家庭农场的支持性培育。

从2015至2017年：我们主要采取：（1）每一个月的养牛学习平台组织集中活动；（2）创建全县养牛大户和家庭农场微信群，推动养牛人之间不受距离限制的互相交流学习；（3）组织带领养牛大户代表先后走出去到养牛基础好的云南、贵州、东北、吉林等地考察学习肉牛养殖开阔眼界；（4）聘请养牛专业技术团队，这是当年非常大投入的一项。

[图4 养牛学习平台组织活动，养牛人互相交流学习 ]

[图5 协会与聘请的专家入场逐场进行指导 ]

[图6 养牛大户各地考察学习肉牛养殖 ]

2、聘请专家入户逐户进行家庭农场专业养牛辅导

我们请了6个专家来当地驻地（一年多时间），逐步给农民洗脑子转变养商品牛的观念和肉牛养殖指导与技术培训。当时协会与专家一道对120户养牛农户进行入户逐户开展对每一户养牛家庭基本情况、养牛经营情况调查指导辅导。结果让我们非常痛心，每个养牛家庭在一到两年之内全部都亏损20-40万不等无一例外。部分亏损农户放弃养牛又进城打工，留下来还在不屈不挠尽最大努力坚持的养牛人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一定要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他们不光是技术问题还有经营管理问题。2016年下半年协会开始了逐一入户与每一个养牛家庭农场主讨论自己家庭各种资源与养牛相对应的问题、讨论家庭农场种群构建与家庭资源匹配问题、讨论自己的优势劣势问题，让他们懂得自己亏损的综合原因，帮助每一个家庭农场形成自己家庭养牛农场的商业计划，并针对大家在理财金融上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金融理财辅导。

这期间我们形成了协会一整套《家庭金融理财培训手册》。不仅入户指导，而且为每一个家庭农场发放这个手册。同时我们采取辅导家庭农场主做每月自己牛场的流水账，协会帮助这些家庭做月度家庭农场财务核算的资产负债表，让大家清楚看到自己的养牛农场月度经营盈亏情况基础上进行经营管理调整，推动大家去学习思考理财、金融在家庭农场发展中的重要性。这期间养牛学习平台除开养牛人大忙季节，我们坚持每一个月的学习交流。微信群和集中交流学习拉近了大家的距离，促进了互助分享，效果非常好。同时不断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来当地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活动和入户辅导工作的推动。

3、家庭农场规模增，提出农业合作组织升级问题

到2018年下半年这一部分家庭农场大概有80多家逐步都实现扭亏为盈，养牛家庭都进入成长发展阶段。大家的养牛实操能力有了一定基础，大家开始认识到需要组织起来的重要性了。这期间我们一直试图推动他们中的领头人能拉起创建养牛联合社，因为我们认为这个组织应该是我们扶持支持养牛人自己发起创建。他们所有人基本上对组织的理解是别人来组织我，谁是别人呢，大家会说协会组织我们信任协会。而且当时每家养牛农场大家最关心点还是如何实现自己农场稳定盈亏。随着近年仪陇养牛农户逐渐成功的影响带动和牛市价格上扬，回乡创业养牛农户逐渐增加，我们推动养牛成功的养牛农场与我们一道开展对新回乡创业农户的一对一辅导支持，实现了不让新回乡创业养牛农户重蹈第一波养牛人的亏损覆辙，让他们回得来、稳得住的基础上逐步成长发展自己的家庭农场。   

现在像袁兆明这样的养牛农场越来越多后，问题又出现了。因为这个产业的各种服务都是个体经济人和很多企业经济人在里面串导，养牛农户不知道该相信谁。这些人在这里搞投机伤害养牛人。有的养牛者开始从养牛向经营牛饲料上跑，整个服务完全建立在个体无序、投机基础之上，部分养牛农户互相撤台、互相诋毁、投机取巧。必须要构建产业链上下游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必须首先建立产业生产者环节的组织体系，从产业最低端组织起来向上游去争取合作。不能再等养牛农户自己觉悟创建联合社，时不我待。我们协会果断确定用带头投资发起创建联合社的方式去孵化联合社。

（六）协会发起建设养牛联合社

从2012年到2018年，在协会帮助支持下，第一波以袁兆明为代表的养牛人已经走出亏损，开始盈利了。大家看到了合作的前景、产业的前景，有了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的意愿。但是要大家投资入股，还是很犹豫。我们协会当时想，联合社应该是农民为主体，我们一直支持希望农民中能干的人能拉起队伍，我们来支持帮助。但是一直拉不起来，因为他们大家都在等谁来组织我们。他们养牛人挺忙，更加分散，没有专门的经理，尤其一个县范围的组织，兼职的话精力是顾不过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养牛家庭农场的盈亏不稳定，这让农民也不敢往前迈一步。要联合要合作，但是他还在解决他自己的问题。

2020年疫情平缓下来之后，我和协会的团队一起讨论，协会是不是该下海做县一级养牛合作组织的发起人，推动大家来创建联合社。大家同意了。这样，我们就利用疫情居家不能外出的这个时间段，在微信上协会投资发起讨论创建联合社。

联合社带头人方面，我们无法像台湾那样现在就可以招到现成的合格的CEO。我们是通过代表大会或者全体成员大会选举。联合社代表大会怎么产生的呢？我们一个小区域内有8户到10户，一共推选了12个家庭农场代表，再加上12个合作社推了1个代表，协会4个代表，一共17个代表组成县联合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所有的政策制度都会在代表大会里表决。但是这个表决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简单。要让这17个人懂得所要表决的内涵，这就需要我们协会进行教育引导。现在，协会两个部门的十几个农村发展部的人兼职为县养牛联合社做专业服务工作。

[图6 联合社成立大会]

农民教育搭建了联合社的组织基础。联合社的建立不是一个简单的注册，它是教育培训，产业培育，互助合作推动这么一个多年孵化的过程。从2013年到2020年，包括追溯到协会学习合作组织建设、农场金融的实践过程在内就更远了，协会对农民对养牛大户、家庭农场的教育工作，始终贯穿在小额贷款、互助金融、组织建设和养牛产业扶持过程当中。

联合社成立才一年多，在党和政府、社会各界支持下，成长很快，发展顺利，好像到了一个快速增长的拐点。县养牛联合社成立那一天，我们提出希望县委政府给我们请个专家顾问教我们科学养牛。县委书记就给了5万块钱用于支付联合社请的顾问费；还为建设养牛大数据平台安排了15万。农业银行，大数据公司，还有全国的一些头部机构都纷纷找我们合作，说是我们联合社的养牛户的专业技术能力，产业金融的推动发展，资源规模包括联合购销的推动都不错。

为了有效实现分散小农户的组织与现代农业对分散小农户生产数据化管理与农业可追溯要求，在政府支持下，我们联合社与北京农信互联网合作开发联合社大数据经营服务核算管理平台与可追溯农业数据化管理体系建设正在创建之中，计划本月底投入试运行。

[图7 联合社与北京农信互联网合作开发大数据平台 ]

系统将为联合社成员参加联合社统一购进销售建立线上商场和线上交易管理体系以及联合社成员参加统一购销的二次再分配的线上核算管理体系；搭建起联合社金融服务经营管理与风险控制管理的线上管理系统；为联合社搭建起业务、金融、财务联通的核算管理系统；建成投入使用将快速提升联合社的经营服务管理能力和市场对接能力，为联合社和产业的稳定成长发展服务。

（七）一路走来的感悟

1、我们在多年农村实践探索的几点体会

生产型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一定要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基础。

合作组织是在教育培育基础上发育成长的，不是简单拼凑就能立得起来的。

合作社内在的组织体系、成员服务体系是合作社运行和服务的基础。

合作社的发起和创建主体一定不能依靠企业来构建。

合作社的内置互助金融是毛细金融，它的社会属性大于金融属性，是商业金融不可替代的。

2、农民学习成长及乡村社会教育是重中之重

 农民教育是对着人的教育，是体现以人为本的。培养人，不只是带头人，而是带头人带领的一大群骨干队伍，这是孵化农民组织，强化农民组织的组织建设，推动产业发展最重要的原点。有句话叫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是说培育人才比物质化的创造要难得多，时间长的多。仪陇协会不管扶持合作社，家庭农场，还是联合社，不管是做组织建设还是金融、专业技术培训，说到底，都是人的教育，都是要推动小农户、合作社、联合社在农业生产上、在村庄发展上成为主体。组织建设是农民合作的平台同时也是农民教育必不可少的平台，组织建设和农民教育都是赋权赋能给他们，他们有了组织平台，在逐步培育下形成主体意识和自主权，他们的能力提升了，就像袁兆明讲的那样，他就能帮助很多老百姓。

我们的教育是把握发展方向结合阶段需求一步一步植入式引导共同学习的工程；我们无论哪方面的学习都是有具体工具的，不是说教的学习；是跟着农户生产发展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持续开展的；是在帮助农户解决问题和困难过程之中的共同学习；所以他们愿意参加，在教育中不仅传播农民互助合作理念、经营意识、契约精神、科技推广等，还给大家解读党和政府政策、农村突发问题处理、生态环保和社区服务等做培训，逐步培育激发了合作社管委会还有养牛联合社领头团队的主体意识和责任精神。他们民主讨论，面对问题和自己找解决问题的答案，这对于养成民主自治和自律的习惯是很有益的。其实我们协会也是在这种共同学习过程中成长自己的。

3、组织创新是乡村振兴的关键

社会有一种广泛的误识是：是农业衰败是因为农民老了，要换代，青壮年回乡务农就解决了。而且青壮年返乡给空间让他们单打独斗，用经济利益引导他们担当农业发展的重任。但是，殊不知这一群在城市打拼很成功的农民，用城市的经验和城市商业的思维返乡创业，大多都败得很惨。这是因为中国农村目前没有可以让他们容身的现代农业的有效组织体系和服务体系，他们空有一点资金和不畏惧困难的劲头，没组织、没技术、没能力，结果只能铩羽而归。所以，在组织缺失、服务缺失、方式方法缺失的背后，其实是思维的缺失。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中国面临的新课题，是需要从思维方式到组织方式到体制机制的大幅度创新的。这些是单打独斗的农户自身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乡村振兴首要应破解新型以农民为主体的集体经济组织创建的问题，但是谁来开展植入式的农民合作社组织孵化和成长陪伴？谁来进行农民合作组织植入式的组织者能力建设支持？谁来为合作社开展的农民教育买单？谁来做农民合作社组织成长发展过程的经营服务管理的财务、金融、资产规范化管理与监管？作为农村公益发展机构我们在努力的探索探路，很多的问题是需要同道们一起讨论，大家共同来解题。

（高向军口述 续志琦整理）

二、讨论

（一）建设县级乡村振兴服务平台组织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是一个很好的乡村振兴服务平台组织。这在全国也是一个新事物，走在前面，其经验启示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突破点。现在自上而下推动乡村振兴，各种力量都在下乡：政策资源通过有关部门下到乡村；社会组织通过自己的渠道及项目下到乡村；企业通过商业渠道及企业社责任往下延伸。自上而下助力乡村振兴，需要有乡村基层的承接能力，必须与乡村基层结合在一起。例如公司下乡往往需要乡村基层合作社的配合。线性平行的下乡机制缺乏资源整合，到基层落地生根成长力不够充分，面对这些问题，县级服务平台是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

仪陇经验充分说明了协会作为服务平台的四个重要作用。一是为乡村振兴争取社会公益资源，例如小额信贷资助和小母牛项目，这是农民组织较难做到的。二是作为项目执行方，平台的执行能力强于基层组织，项目执行效果好，预期性较强，风险较低，容易得到委托方、项目方的信任。三是项目执行过程中的综合服务能力较强。现行下乡组织的服务能力只限于职能部门，限于企业的能力，存在不足之处。政府的下乡项目很难做到配套服务，公司的下乡项目则较难获得农民的信任。在这方面，协会通过往下孵化农民组织，开展农民培训，动员农民参加，可弥补政府或企业的不足。协会不是简单的资源下乡中转站，而是在平台上整合资源后下乡，采取新的下乡运作机制整体推进综合服务。四是争取政府资源、协调农民与政府的关系。例如故事里所説的争取政府资源配股激励农民参与合作社。在这方面，协会有更大的工作空间，因为政府支援三农资源的项目有很多。现在的运作基本是从县级部门往下走，没有在县里通过一个社会性平台组织向下，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乡村振兴服务平台的构建需要来自各方面的力量。第一是大项目的启动推力，这可以是政府的也可以是社会的。仪陇乡村发展协会由UNDP的小额信贷项目推动，为了执行项目而构建一种新型组织。第二是社会资源对平台组织的支持，例如施永青基金会对协会组织发展的支持。第三，也是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仪陇经验是体制内干部出来建设协会平台。这不单在于个人的选择，更在于县组织的认可安排。政府支持方式还包括提供几个人员的工资，这实质上是政府购买岗位。第四是来自农民的支持，目前协会在这方面的发展还不明晰。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有农民合作组织往上走的现象，比如建立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有些地方已经发展到县级，是自下而上推动的。仪陇多年来由于基层农民经济能力不充分，缺乏这种向上推动的动力，所以这方面的力量还没有发挥出来。近年有返乡创业农民养牛，基层的力量大的，形成一股新的推力。有农民力量的参与，县级平台就会具有更大、更可持续的发展空间。

乡村振兴服务平台建设必须与项目、与服务结合，围绕项目开展综合服务。这样可以把服务做到实处，把协会的职能做到实处。搭建一个组织不可徒有空壳，要建就建能做出实效的。仪陇协会最初就是跟项目结合，为了推动项目而成立，或者说是项目引导的组织建设。后来的发展也是跟很多项目结合在一起。例如养牛项目在构建平台组织的同时，就要有意识地推动下乡项目在这个平台聚集，由这个平台去运作。政府项目应当与平台建设结合起来，一些通过行政线性渠道下乡的项目，可以在县级通过平台整合下乡。同时也要通过政策引导公益机构把资源通过平台下乡，形式或是委托管理，或是合作管理。

乡村振兴服务平台组织建设，关键在于领导的事业心、公益心。高向军是先行者，迎难而上。平台建设工作全新，难度很大，需要持续的学习及很强的责任心。政府职能部门的下乡任务有固定的资源及体制权力支撑，而平台服务的下乡缺乏固定的资源，更没有权力的支撑，需要领导及员工努力取得农民的支持和信任。此外，政府职能部门的任务往往是单一的，而平台组织的职能及任务则涉及面宽，更需要丰富领导的知识，提高能力。再者，面向农民的下乡任务，工作条件比较差，要得到农民的支持，还要对农民负责，得到农民认可，这对协会领导及员工来说都是挑战。

乡村振兴服务平台组织建设，核心是人才队伍建设。一是组织的岗位要有吸引力及合适的报酬。组织可以使用志愿者，能做一些辅助工作，但核心队伍还是员工。在贫困地区按相当于乡镇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水平招募员工，一部分岗位由政府或社会组织购买，是有保证的岗位，对乡村青年是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平台为乡村青年提供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使其通过平台不断的学习成长，甚至成长为新的创业者。例如，在平台执行养牛项目就有可能就学到养牛的技术和经营管理，成长起来自己做一个养牛家庭农场。平台组织应当办成一个青年农民的学习平台，把人才使用与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同步进行。突出人才培养对青年农民的吸引作用，不必像企业那样主要靠工资等激励手段吸引人才。

（二）合作性小额信贷推动乡村振兴

小额信贷是乡村振兴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和工作抓手。仪陇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从全国宏观情况看小额信贷还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中国扶贫基金会及一些社会组织和小贷公司多年来主要运用外部资金做小额信贷，而仪陇创新在于外部资金与本地农民资金的结合，开展合作型的小额信贷。这种能植根于乡村土壤的合作性小额信贷更有成长力，更能带动农民参与。2007年以来中央文件多次提出支持农民资金互助，信用合作，其本质为合作性小额信贷。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仍未有太大进展，全国运营的只有39家农民资金互助社。一些专业合作社也在探索，但得到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甚至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限制。

小额信贷特别适合像仪陇这样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农村。二十多年前仪陇开展这项服务时，当地农村商品经济刚刚起步，专业化生产程度不高。这种状况是贫困地区农村的特点。每个农户都开展多种经营，从种植到养殖有几十个很小的生产项目。小额信贷正好可以适应这种小规模生产项目在年度内的生产周期变化。小规模农业生产投入收入基本在几个月时间内完成，与小贷信贷的短期贷款限制吻合。随着仪陇农村产品经济的发展，例如养牛产业的发展，小额信贷仍在起着作用。仪陇养牛基金为农户提供的支持都是小额信贷的一种表现。此外，由于农户收入水平不高，生活中出现较大额支出时也需要小额信贷提供支持。

合作性小额信贷可以实现高效运作。仪陇已经做了二十多年，运作良好，其根本原因在于有农民的参与。具体做法是用项目带动及配股的方式吸纳农民参与。农民有信贷需要，同时有协会配股发挥激励作用，借助配股甚至可以吸纳低收入农户，通过小额信贷组织农户并带动他们的经济发展。他们参与管理，把小额信贷的基金看作是自己的钱。这种合作型信贷利用了邻里压力，即合作社成员作为乡里乡亲之间相互影响以及对人品信用的基本了解，所以对风险控制也有帮助。相比之下，农信社的政策性小额信贷和商业小贷公司资本下乡做的小额信贷都很难运作，甚至对农民产生负面的影响，都在于缺少农民的参与。农民参与管理小贷基金转变了其与借贷平台的关系及对借贷的认知，把“借外部机构钱”这一经济行为变成了邻里互助的社会行为，农民的责任心及还款率随之上升。

合作性小额信贷需要有上层管理。合作社管理可以利用农民的参与提高管理效率，但是在专业性及自我监督方面不充分，需要上层支持。仪陇通过乡村发展协会做这个事，一开始就介入自上而下推进的小额信贷。但管理深度不够，导致中期合作社自身管理出现问题。其解决办法是升级加强上层管理，把一些管理权通过委托的方式交给协会。这种合作社小额信贷的上层管理、监督管理，是一种新的挑战性工作，协会仍在不断探索。例如，两个层级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确定？特别是出现新的资源新的合作社，例如养牛基金、养牛合作社、及随养牛产业发展产生的小额信贷性质资金，如何建立两层管理机构？合作社的资金与协会的管理如何衔接、权利怎么划分？另外，协会作为社会组织进行监管，如何处理与县级或地级市监管部门、金融监管机构的关系？为弥补政府、基层监管力量或经验不足，是否可以在存在县级服务平台的情况下像仪陇协会这样通过政府授权、委托协会托管部分监管服务职能的方式，达到最终对合作社互助资金的监管？要突破十几年以来资金互助发展瓶颈，就需要有上层管理的创新。

合作性小额信贷可以创造良好经济效益。仪陇现在运作二十多年一直在盈利状态，盈利除了用作股东的分红之外，还可用作集体提留来支持平台服务的员工工资。平台员工工资70%来自小额信贷，可见服务平台的主要职责的及主要经济支柱是小额信贷服务。把小信贷服务发展好了，平台就有了一个基本支柱。这可成为建设县级服务平台组织的重要手段，让合作社小额信贷与县级服务平台共同成长。仪陇以贫困地区农户为对象，在目前小额信贷规模还小的情况下已经能做到这一点。随着其经济水平提高，农户经济实力增强，小信贷业务的发展就可能完全把前期服务平台支撑起来。有了这个支柱，县级平台在其他方面的能力会大大提升，比如开展供销、技术服务等具有经济效益的服务，以及提供更多多的公益性农村社会服务。

参照日本韩国基层农协的经验，也可以预计仪陇模式的成长空间，即用小额信贷收益支撑平台服务的成长空间。日韩的基层农协提供生产指导、供销、金融服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妇女儿童的社区服务。其中一些服务是无偿的及亏损的，例如农业技术服务；一些是微利的，例如农产品销售服务；只有金融服务是收益性的。例如日本九州岛几个农协的金融收入，几乎可以涵盖全体员工的工资。金融部门的收入可以支持生产服务等等其他部门的工作。如果我们运用此类机制将农民的钱留在农村使用，留在农村钱生钱，而不是把农村金融机构收集来的农民储蓄拿到城市去投资，就可以给乡村振兴找到一个很好的生长点，形成一个支柱。

（三）发挥乡村产业孵化器的作用

仪陇经验给我们提出一个乡村振兴产业孵化器的新问题。长期以来我们缺少这么一个东西。在高科技发展领域，在社会发展领域，早已在做孵化器。由平台组织为草根机构提供支持，形成孵化效果。但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中，我们还没有看到这种孵化器机制。乡村产业发展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草根成长，另一条是资源下乡。第一条路线由专业户、大户，发展为农业企业的农业带头人、农业经济能人。农业发达的地域，农业先进县，特别是多种经营较发达的地方，这种草根成长显示了很大的活力。第二条路线是资源下乡做农业，公司直接投资办企业，或按照“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模式发展产业，或是政府政策性项目下乡形成农业产业。仪陇经验启示第三条路线，用孵化器提供乡村产业发展新动力。

产业孵化器助力草根农业成长，关键是要找到适合当地的新生长点。第一，协会帮助乡村找到适合仪陇当地条件的养牛项目作为生长点，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共同培育产业。仪陇小额信贷通过配股方式吸引小农户参加养牛项目，激活本土生长力。第二，有了生长点，通过信贷、技术服务、供应服务等等吸引农户、合作社，提升农民参与者的能力。有了生产项目、生产增长点，但是农民能力还不充分，小额信贷可以增强他们的能力；此外，还需要进行技术培训、提供技术服务。第三，协会上层管理支持弥补了草根组织的管理能力不足，包括财务管理、技术、组织管理等多方面。第四，草根组织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及各方资源，特别是政府资源及公益界资源支援。但由于信息能力的限制，草根组织这种协调能力不充分。孵化器成为一个信息中心，发挥协调作用，帮助草根机构处理成长中与外部环境及资源的关系。第五，也是最重要的，是对农产品销售的支持。农业商品化生产的关键在于销售，仪陇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只是在这方面还没有做起来。

产业孵化器可以协助农业资源、资本、项目下乡落地生根。其所起的作用不是城乡之间的中介，不是简单的二传手，而是与城市支援形成配套，通过配套服务增强其下乡的能力，与乡村草根成长相结合，形成合力。下乡的最终目的是使用城市资源助力乡村农业成长，将外部援助化为乡村本土的成长能力。只有实现了这种转化，乡村产业才是有根基可持续的。我们看到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外部资源来了很热闹；但一旦离开马上就偃旗息鼓。通过孵化器的转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弥补外部资源下乡渠道不通畅、缺乏整体服务及转换能力的缺陷。

发挥农业孵化器作用需要加强平台组织几个方面的职能。第一是本土农业发展规划职能。平台组织要深入农村调研，一方面实现政府规划，另一方面根据农民需求及外部环境找出适合的生长点。选择有生命力的草根成长点，找到需要和能够发展的生产项目。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资源的使用方向，争取外援。第二是信息中心职能。平台一方面采集服务对象的相关农业信息向外界展示，让外界了解当地农业方便资源进入；另一重要方面，要立足于本地农业发展的需要为农民搜集外部相关信息。农业的发展中农民需要了解外部世界市场、技术信息、相关政策。由于农民自身能力的限制，信息渠道不畅通，他们对外部信息的选择能力不够强。这就需要有一个从农民需要及立场出发的信息服务，汇集外部相关的信息，方便农民利用。平台要主动提供信息服务，实现农业信息下乡。第三是管理中心职能，为草根合作社提供财务、管理方面的支持。第四是技术服务中心职能，平台自身的技术能力有限，但可联络本土及外部的技术资源为农民服务。政府办的乡镇农业服务体系不足，孵化器可以运用新机制新渠道加以弥补，做好农业技术服务。第五是学习中心职能，草根组织的成长很大程度上是能力的成长，农民和合作社管理人员都需要学习成长。孵化器可根据他们的需要，规划开发相关课程，动员本地外地的教学资源，开展培训活动。建立农民学习小组，进行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交流，互教互学，持续学习。

（四）构建农业上层经营组织

农业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上层经营组织。仪陇养牛业发展后，合作社的作用开始越来越重要，开始探索上层经营组织。农业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农户及家庭农场作为“分”的这层是明晰的，但如何“统”，这层还不明晰。专业合作社及农业公司都可做到统一经营推进农户甚至集体办的农业，也可以直接与农户进行结合。这种模式下公司承担了上层经营组织的职能，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是不够的。有的地方在专业合作社基础上建立联合社，也是一种新型的上层经营组织。仪陇开始在这方面探索，在县级建立养牛联合社作为当地养牛产业的上层经营组织。

农业上层经营组织的发展的根本在于自下而上的发展力量，需要有草根产业 成长的基础。仪陇养牛都在家庭层面，规模扩大后在专业合作社里发展养牛专业合作社，为家庭养牛提供支持。养牛的家庭增加特别是家庭农场规模扩大时，专业合作社的服务能力就不够了。协会的服务承担了经营组织的部分职能，在专业合作社之上提供一些服务，包括信息技术、培训、小额信贷。但在经营实体、上层经营、技术管理，以及市场对接方面的能力还不充分，因此催生了养牛联合社。

构建县级农业上层经营组织很有必要。仪陇由于是在县级平台的培育下发展起的养牛产业，组织构建上层组织也落在了县级这一个层面。很多地方专业合作社走向联合时在乡镇层面的比较多，只有很少量的走到县级层面。这主要是县域内专业生产发展水平的限制，以及各乡镇专业生产发展的不平衡，自下而上的组织发展还没走到县级。仪陇的不同在于尽管养牛产业发展时间不长，水平还不高，但有县级平台为联合社的发展提供助力。构建上层农业经营组织有很多好处，可以开展专业合作社难以做到的服务，弥补孵化器作为社会组织缺乏对外经营、对接市场的职能缺陷。联合社的发展可以提升农民合作组织的经营能力，如技术及市场经营。特别在市场方面，农民现在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需要联合起来壮大力量。仪陇正是在养牛业发展过程中感到这个压力，于是开始建设联合社。

县级农业经营组织的发展要处理好与县级乡村振兴服务平台组织的关系。两者一个是社会组织，一个是农业经营组织，要平行而不能相互替代。日本有都道府县层面的农协，直接承担上层经营职能，为基层农协提供服务，因为他们是由立法建立的“公共法人”地位组织，兼具有公益性的市场经营主体性质。现在我国尚未有类似的制度安排，协会和联合社是遵循两个逻辑、两条法律路线成长发展起来的。协会组织是公益组织发展路线，专业合作社及联合社是商业成长路线，两条路线在仪陇的发展过程中是结合在一起的。以后的方向不同，但在内部可以有一些特殊的管理安排，从而体现两类组织的职能分工、利益关系以及资源方面的合作。

（五）社会动员促进农民参与

促进农民参与乡村振兴，需要进行社会动员。完全依靠农民自发地参与是不够的，这受到农民能力及环境的限制。多年来我们强调运用行政动员机制，通过村两委的职能、关系动员村民参与。在乡村振兴的文化、生活、乡村治理领域，动员力度大，效果明显。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市场发挥动员作用，即农业公司下乡的“公司+农户”，运用技术及市场经营优势，吸纳农户参与。除此之外，仪陇的经验显示了第三种机制即社会动员的潜力。

社会动员通过社会组织实现，主要运用个体的社会心理特性，激发社会互助价值观。其目标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目标，促进乡村产业发展；包括公平目标、扶贫；包括社会发展目标，辅助弱势人群，等等。与市场动员相比，社会动员的目标更综合，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多个方面。与行政动员相比，社会动员没有强制性，不强调遵从关系，自愿参与更能体现农民的主动性，更能体现社会价值观。因此，农民会更具有自觉性，更可持续。

县级乡村振兴服务平台组织可以在社会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仪陇经验说明了这一点。严格来说，村两委村集体自上而下布置的工作具有行政动员色彩。大量由村两委村集体发起的改善村民生活、改善村庄环境、促进乡村文化的活动都是行政性的。这种动员由于村、集体、村组织，村委会与村民的特殊关系，是内部关系、组织内部的事情，而不是更广泛的社区、乡村社会的事。协会动员则完全体现了社会动员的性质，全部行动都是公益行动，包括提供的多种服务、对合作社的孵化都属于社会动员。

社会动员的方法多样，本质是靠吸引力而非权力动员农民。仪陇主要运用公益资金以及公益产业项目的吸引力动员农民参加经营生产。其次是通过社会教育开展培训。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帮助农民做组织建设、做合作社组织。社会动员的关键在于处理好社会组织与农民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尊重、维护农民的主体性，体现“助人自助”原则。农民的参与是个人选择，平台只是激活参与、提升能力。因此，农民要对自己的参与行动负责任，例如在产业发展中，对参加项目的后果负责。有很多案例显示，农民往往对行政动员参与的项目产生一种心理依赖，认为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自身责任心不充分，导致政策性小额信贷还款率低；出现农业风险时，认为责任在于政府推广项目的人，容易产生农民与政府的矛盾。仪陇在做项目推广时，一直强调农民自愿选择。作为协会、社会组织提供的公益性项目，农民的价值认同是对他们提供帮助，不是依从权力的参与。这对农民自主性的心理建设是十分重要的。

社会动员目标人群与服务发展是一致的。服务发展后，动员的人群范围及规模都会随之发展。仪陇从小额信贷起步，最初动员的目标人群是农村妇女。因为家庭经营小项目基本由妇女承担，例如小养殖小种植。而且妇女对家庭经济的责任心强，不良嗜好较少，信贷资金的使用风险概率较低。另外妇女是农村中的弱势人群，应当帮扶。因此小额信贷服务与妇女这个人群结合起来，动员能力强。协会随着服务内容的增长越做越大，职能越来越多，就扩大动员范围至乡村能人包括村两委参加合作社的管委会。养牛业发展起来了，就动员返乡创业人员，吸引他们参加。平台组织服务随着社会服务而发展，社会动员的人群范围越来越宽，规模越来越大。这种与服务相结合的社会动员让农民看到好处，更容易获得农民的信任。

社会动员是面向农民多方面需要的立体动员，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围绕农民各方面需要开展工作。市场动员是单一的，目标和机制都是单一的“公司+农户”的经济利益。任务式的行政动员是只针对一个事情、一个目标，采取一种工作方法。社会动员则不同。仪陇围绕一个目标一个项目采用了多种渠道、多种方式的动员，效果更好。不仅动员农民参与养牛项目，还用小额信贷培训进行合作社组织建设和管委会管理能力建设，甚至协调政府支持，争取社会公益组织的支持，等等。这样通过方方面的服务增强社会动员能力，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孙炳耀、续志琦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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