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点评 |“仪陇做法” 01 从恰亚诺夫的“差异化最优规模”理论看四川仪陇县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

 
 
 
 

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摈除“理论主导、专家包场”的做法,采取“基层主导 专家加持”的方式,集中展示乡村一线探路者的优秀事例,并辅之以专家点评,让基层的持久努力被社会听见和看见,推动全社会形成关注乡村振兴实践的持久氛围。本年度计划举办六期论坛(点击查看六期论坛简介)

 

乡村振兴探路者专栏以《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材料为基础,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南,依照论坛举办顺序,分期整理一线探路者讲述的故事并辅之专家讨论,以分析和揭示故事背后的机理和机制,帮助读者提升认识,有所借鉴。每期专栏的第五篇是4位点评专家的整理稿,第六篇是农禾之家研究组集体撰写的总结篇。

 

为及时反映专栏成果,将从第四期起,对每期论坛点评专家的意见率先分期分别刊出,以飨读者。

 

第五期专栏的专家点评以《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五期“仪陇做法”为主题。共发布四位专家点评文章。

 

 

第五期:专家点评“仪陇做法”

 
 
 
 

第一篇

 
 
 
 

 

从恰亚诺夫的“差异化最优规模”理论看四川仪陇县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

(崔之元: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第二篇

 
 
 
 

 

乡村合作组织永远不要忘记初衷

(张孝德: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第三篇 

 
 
 
 

 

 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给农民赋权赋能形成治理共同体

(郭静: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研究员)

 

 
 
 
 

第四篇

 
 
 
 

 

 公益组织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孙同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农村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专家点评 “仪陇做法”  第一篇

 
 
 
 

 

从恰亚诺夫的“差异化最优规模”理论看四川仪陇县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

 

【摘要】崔之元教授结合苏联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关于农业生产各环节存在“差异化的最优规模”的理论、“纵向一体化或集中化”的概念,揭示了包括仪陇县养牛合作社在内的近年中国实践案例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他以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帮助农民建立养牛专业合作社的案例,批驳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社会化的规模经营的观点,认为仪陇案例恰好证明了家庭经营和社会化经营能够很好结合。他还举出原中央农村工作两位领导人邓子恢和杜润生的观点,说明农业和工业的规模经济在性质上有不同。他们关于农业由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没有工业那么显著等看法,其实是恰亚诺夫关于农业中的“水平集中化”没有“纵向集中化”重要的另一种说法。而仪陇养牛合作社的产业链和养牛大户与小户间的经济合作正是“纵向一体化”的表现。

 

【关键词】 恰亚诺夫  差异化的最优规模  农业的规模经营  纵向一体化

 

 
 

崔之元在【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五期“仪陇做法”(2021年10月24日)上讲演

 

中央在历次关于三农领域的政策文件中一贯强调,要“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同时“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这要求我们探索家庭经营和社会化合作相结合的方式。常常听到一种说法,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无法实现社会化的规模经营。我认为,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帮助农民建立的养牛专业合作社的经验,恰恰说明家庭经营和社会化合作是能够很好结合的。

 

这里的关键是认识到农业生产各个环节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最优规模。用苏联著名农业经济学家恰亚诺夫的话来说,农业生产和经营的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上存在着“差异化的最优规模”( Differential Optima )。(参见“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号第69期 “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的合作社与差异化最优理论”)。

 

从仪陇县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验来看,由于每头牛的饲料需要根据个体化的身体条件进行精细调配,一般性的饲养环节的最优规模就是单个农户家庭。但配种和保育环节则需要更大一些的规模。每户都养一个公牛显然是规模不经济的。目前公牛的“冻精液”是通过社会化的技术服务机构来实现规模经济的。保育技术服务费是每头牛每天1元,其中养殖农户支付6角,其余4角由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支付(参见孙同全,“社会服务组织有效参与乡村振兴的策略研究:以四川省仪陇县为例”https://www.financialnews.com.cn/ll/gdsj/202102/t20210201_211075.html)

 

值得强调的是,恰亚诺夫的“差异化的最优规模”理论和他的另一个概念“纵向一体化或集中化”密切相关(参见“实验主义治理”微信公号第66期 “恰亚诺夫: 农村经济中纵向集中的概念以及进程”)“纵向一体化或集中化”主要发生在同一产业链的上下游之间,而“水平一体化或集中化”则发生在同一产业链的同一层次的生产单位之间。恰亚诺夫认为,在农业生产中,通过合作社来实现 “纵向一体化”(生产,仓储,运输,销售,金融和科技服务等)的重要性和潜力要远远大于“水平一体化”,因为农业中的“水平一体化”主要体现为土地兼并和集体出工。在柳青1950年代写的反映集体化运动的著名小说“创业史”中,梁生宝带领村民们进山砍竹扎扫帚(参见张翔,“重读创业史”,),基本上是一种“集体出工”的“水平集中化”,当时赵树理就和柳青发生争论,认为农业合作化化不能离开家庭生产(参见黄锐杰,“灾荒年,劳动互助与新干部的诞生”,“现代中文学刊”,2018年第6期)而仪陇县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做法,则是和恰亚诺夫的“纵向一体化”的合作模式不谋而合的。高向军理事长提到的养牛大户和小户之间的经济合作正是“纵向一体化”的例子之一。汶川地震后不再在江苏养猪而返乡创业的袁兆明同志,在担任仪陇县养牛合作社联合社副理事长的同时,还担任保育配种技术服务部副部长,也是“纵向一体化”合作的例子。

 

在此,我还想提一下另一个“不谋而合”,即中央农村工作的两个领导人邓子恢和杜润生与恰亚诺夫的不谋而合。杜润生曾回忆他和邓子恢曾给毛主席写信一事。在1955年讨论向“高级合作社”过渡时间表时,毛主席根据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里对西方工业化分成“家庭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三个阶段的提法,认为:“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制基础,也是可行的。”邓子恢和杜润生在毛主席打开“资本论”第一卷 和他们讨论时没能反应过来,但回去后反复思考,觉得农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导致农业中由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没有工业中那么显著:“在现时条件下,农田播种、除草、收割、除害虫、施肥、灌水,似乎很难分工,硬分开,反而多费劳力,提高成本费用。农林渔牧副各项产业分工,促进技术进步,但须在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前提下,增加投入,形成规模经营”。邓、杜专门向毛主席写信表,并事先征求陈伯达意见,但陈听不下去,说“手工工场分工形成新的生产力,是马克思的见解,是辩证法的唯物史观。这个观点既管工业,也管农业。”因此,陈伯达没有把邓子恢和杜润生的信转给毛主席(参见“回忆邓子恢”,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1页)。

 

可见, 邓子恢和杜润生对农业和工业的规模经济的不同性质的看法,与恰亚诺夫的农业生产各环节“差异化的最优规模”理论是不谋而合的。他们认为农业的自然和技术条件导致农业中由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没有工业中那么显著,其实是恰亚诺夫关于农业中的“水平集中化”没有 “垂直集中化”重要的另一种说法。值得一提的是,在1980年代杜润生担任主编的“农民学丛书”中,首次出版了恰亚诺夫的“农业经济组织”一书,而该丛书的国际编委和顾问包括首次借鉴恰亚诺夫理论研究中国农业发展的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教授。“农业经济组织”一书正式出版于1925年,但该书的基本思想都是在十月革命前已经形成和部分发表过的。而集中讨论 “差异化的最优规模”的 “农民合作社理论”一书的思想则是1917年以后形成的,出版于1926年。结合恰亚诺夫的理论来讨论包括仪陇县养牛合作社在内的近年的中国实践案例,很有现实和理论意义。

 

最后,衷心祝愿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和养牛农民专业合作社越办越好!

  编辑:杨团     排版:王秀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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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禾之家综合农协研究组

 

这是一个探索中国三农事业发展的制度方向和实施路径的学术研究群体,起步于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陕西洛川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试点。2005年,该课题组扶助一批农民合作组织设立“农禾之家”联盟,并于2011年正式注册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成为该中心下设的综合农协研究组。该研究组拥有多机构、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志愿者,主要针对农民再组织化、乡(镇)域和村域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社会基础再造进行方案设计、试点探索、理论创新、案例剖析、政策推进等。自2013年起,连续编辑出版《综合农协》季刊,年度集体著作《综合农协 中国三农改革的突破口》,举办“农民组织化“、“东亚综合农协”、“集体经济与合作社”、“供销社改革”、“乡村社区工作者”、“青年返乡”等领域的论坛和讲座,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乡镇级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