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烟台经验”05 专家学者点评烟台经验

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全党、全国、全社会全情关注的伟大事业,目前正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在发展。于2021年6月20日在京举办的《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就是试图向社会展示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着的变革。

 

论坛摈除“理论主导、专家包场”的做法,首次用系列化集中展示一线农人探路者优秀事例的方式,让基层的持久努力被社会听见和看见,让各界的交流互动立基于一线的真实,推动全社会形成关注乡村振兴实践的持久氛围,推动更多的人自觉参与乡村振兴探路者大军。

 

论坛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中心和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三家共同主办。本年度论坛计划举办六期,刊出六期专栏。(点击链接查看六期论坛简介)

 

 
 
 
 

乡村振兴探路者专栏

 
 
 
 

 

《乡村振兴探路者专栏》以论坛材料为基础,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南,依照论坛举办顺序,逐一整理每期论坛一线探路者讲述的材料,分析和揭示故事背后的机理和机制,以帮助读者在遇到同类事情或问题时能够提升认识,有所借鉴。

 

首期专栏计划以《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为主题,发布六篇文章。

 

 
 
 
 

“烟台经验” 第五篇

 
 
 
 

 

专家学者点评烟台经验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

综合农协研究组

 

 
 
 
 

一、点评

 
 
 
 

 

(一)高梁:烟台经验是中国特色乡村振兴道路的一个标杆

 

 

第一,烟台市委组织部根据中共基层组织工作有关规定,在全市范围内推进村党支部领办新型农民合作社,从而全面推动了乡村振兴工作。这是是符合中央乡村振兴精神的。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的5方面目标,即产业振兴,村民富裕、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环境优美。习总书记曾经多次指示,有条件的农村地区要鼓励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他在2018的一次政治局学习会上讲,要把好乡村振兴的政治方向,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发展新型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中央的精神切中当前的全国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农业效率问题,基层治理和公益服务问题,人才外流等等。

 

烟台市以党建引领,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核心带动作用,根据相关法规,以支部书记名义领办合作社,带领群众共同奋斗,提高生产水平、改善群众生活,扶助贫弱农户。村集体经济实力和公益服务能力得以提升,乡村社会焕发了活力。在这一过程中也焕发了村两委的积极性和活力,提高了自身威望和号召力,新一代基层干部在实践中锻炼成长。乡村治理有效,正气上升,农业有前景,才能吸引人才回流,乡村才能振兴。

 

可以说,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全面落实乡村振兴目标的很好的抓手。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把乡村振兴和扶贫的后续工作结合起来。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是把两者结合、并建立长效扶贫机制的很好的途径。

 

第二,当前,我国由于农产品市场价格长期低迷,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粮食种植利润太低,农业生产面临极大危机。农业规模化种植是非常紧迫的问题。通过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种田,改良作物品种,科学耕种实现增产,同时降低农资采购成本,这是提高农业生产力的客观需要。像烟台这样的苹果密集产地,农业生产力进步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有的地方,由大企业和乡村合作,推动土地集中流转搞规模化、科学化种植,显著地提高了产量和提高农民收入。但是,这种企业+农户的合作方式的缺点,就是可以实现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这样有限的目标,但村集体和村民的主体性不容易体现,对乡村基层改善治理能力和提高公益性服务,帮助也不大。

 

第三,现在农村的新型合作组织,和过去的人民公社体制有本质的区别。从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实施情况,应该说是符合“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统分结合、双层经营”这一基本经营制度的。首先,这是在市场经济大环境条件下的农民合作组织,它符合了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规模化、科学化趋势。烟台的新型合作组织,既照顾了农业生产的整体性要求(如成片耕作、灌溉、施肥施药),也注重保护个人利益,发挥个体积极性。农业生产确实需要在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间掌握平衡。新型合作化不是公社时期的“大呼隆”。

 

具体来讲,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在体制上是有基本原则的。第一,它是村社合一、包容全体村民的,而不是只有少数人的专业合作社;第二是实行股份合作制,承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在这个基础上实行生产经营的统筹安排。第三,这样的合作社能够代表全体村民利益,和实力充足的企业对等谈判,改变了个体农户面对大市场的弱势地位。这样才能够惠及全体村民,同时也符合现代农业的发展规律。

 

第四,烟台在推进党支部领办新型合作社的过程中,充分研究了历史的经验,制定了合作社制度建设的基本原则性规定。首先是确定了基本的原则,即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坚持依靠群众和服务群众,坚持共同富裕。在推进中坚持村民自愿,不强求进度。同时对合作社制度建设,包括股份合作社的组建方法、入股方式、经营模式、收益分配、民主决策、内外监督等方面的基本原则,鼓励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条文,并加以指导。

 

所以说,烟台市的农村新型集体组织,最大限度地避免了人民公社时期的弊病,而不是什么“走回头路”。

总起来一句话:中国的乡村振兴,中国特色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烟台经验是值得我们大家参考和学习的。

 

(根据高粱在2021年6月20日举办【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上的点评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并修订)

 

高梁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专家、发改委体改所研究员

 

 

(二)江宇:在中国这样一个14亿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缩小城乡差距,是前无古人的事业

 

 

因为世界上人口超过1亿的发展中国家,还没有一个实现了缩小城乡差距和乡村振兴。行非常之举必须走非常之路,中国乡村振兴必定有自己的道路。通过党组织领办集体经济,党的领导全面融入合作社经营和乡村治理,是中国乡村振兴道路的最大特点,也是必由之路。

 

为什么要坚持党支部领办?有很多理由,有利于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有利于巩固基层政权,有利于共同富裕,有利于精神文明,这些角度都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相对不太容易理解的一个角度,就是有的同志提出来:合作社是一个经济组织,党支部是一个政治组织,政治组织怎么能去办经济组织的事呢?或者说,党的领导从政治上讲是成立的,但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促进产业发展角度来说,有什么道理呢?

 

下面我就来讲讲,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仅在政治上是必须的,在经济上也是比其他形式更有利于提高效率的。

 

先来看历史。我党从建党开始,做经济工作也比国民党厉害。古田会议就提出:我军不光是战斗队,也是宣传队、工作队。如果红军不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军事斗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我们党从建党初期就坚持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不分家。正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军才创造了长期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奇迹。今天的经济工作就相当于当年的军事斗争,怎么能说党管不好业务工作呢?

 

我最近看一个材料,皖南事变之后,新四军缺乏军饷,就地办起了被服厂、染布厂、毛巾厂,特别是办了香烟厂,生产飞马牌香烟,不仅打破了当时“洋烟”在中国的垄断,而且国民党、日军的高官以及批发商都冒着危险到解放区来买烟,说明它完全是有市场竞争力的。不光解决了新四军军饷的问题,而且1944年秋,华北地区遇到百年不遇的旱灾,国民党无力救灾,新四军却从香烟厂利润中拿出1600万元作为救灾款,支援华北地区。再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实现了连续70年平均8%以上的增长速度,古今中外无出其右。

 

这些事实说明,如果共产党不会做生意,不会搞经济,打仗是怎么打赢的呢?我们这个政权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的国际地位是怎么来的呢?所以,历史证明党领导经济工作是高效率、高产出的。

 

认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首先要破除一些思想禁区,不能对集体经济做有罪推定。有人提这样的问题:怎么证明集体经营就比个人经营好?实际上,你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就有一个有罪推定的前提:集体经济天生就不如个体经济,所以要办集体经济,就得先给我证明集体经济比个体经济效率要高。但我反过来问一下,你怎么证明个体经营的效率一定比集体经济高呢?所以不能进行有罪推定,不能先入为主地认为集体经济一定效率低。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说“中国穷了几千年了”,要注意这几千年都是个体经济、小农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后,正是因为进行了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所以才提高了土肥水种等农业生产条件,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普及了农村的医疗、教育。如果没有这些条件,仅靠包产到户,是不可能提高粮食产量的。而且,我们讲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不是人民公社的回归,而是坚持入社自愿、按劳动和股份分配的科学管理办法的。

 

下面具体说说那么具体的就说一说,从经济上来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什么道理?我说4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信用。信用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农村有很多资源和资产在沉睡,没有充分调动起来,之所以没有调动起来,是因为农村缺乏组织。而这个组织只能来自农村内部。如果依靠城市和工业部门的强势资本去组织农村的要素,必然导致把农村这些资源的价值攫取到城市和工业部门,农村就得不到振兴。所以,乡村振兴必须依靠村内部的组织资源。而组织的前提是信用。大家要相信组织起来之后有好前景,才会愿意组织起来。而这种信用资源从哪里来呢?中国最有信用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农村,任何一个其他组织不可能提供党组织这样的信用。

 

这就是衣家村的村民对我说的:“党支部有上级党委管着,党支部是不会跑的,不管谁当书记都得认账。其他任何人来圈地,来办合作社,都有可能侵犯我的利益,但党领办的合作社,只要党还执政,就得对农民负责”。

 

正是依靠党的信用,所以才能把农村闲置的资源整合起来,把不可能的交易变成可能。这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第一个理由。

 

第二个关键词:规范。办合作社能够延长产业链、提高效益,但如果经营不规范、或者化公为私,就无法体现其优势。这也是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理由。烟台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把党的纪律渗透到合作社。今天的两位书记(衣元良、杨春华)自己做生意也都是能人,但是通过组织的感召,把他们为个体服务的积极性引导到发展集体经济上,把集体经济做大了,个人在里面有股份,也能获得收益。同时又有党的决策、监督、干部等制度来约束他们,防止合作社走偏,变成为个别人掌控的合作社。而私人办的合作社则难以达到这样高的管理水平。

 

第三个关键词:组织。或者说降低交易成本。村一级合作社不是终点,只是第一步,下一步还要在乡镇一级办联社,还要办信用合作、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组织,还要和城市形成大循环。合作社规模扩大、层次提高,都需要有一个媒介,党组织就是最好的媒介。因为在农村只有党组织是体系最健全的,所以能够在合作社扩大规模、参加国内大循环过程中起到引领作用。

 

第四个关键词:分工。从微观上看,个人经营的主观积极性可能比较高。但是,我们把一件事办成,仅仅靠主观上的积极性就够了吗?看效率,不仅要看个人的效率,更要看宏观的效率、系统的效率。一家一户的个人经营,懂销售的就一定懂种植吗?懂种植的就一定懂管理吗?而合作社组织起来之后,就可以把合适的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而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能够让村里的老弱病残也组织起来,进行力所能及的劳动,这是从宏观上实现了资源更有效的配置。虽然从微观上看,这样做会提高“运行成本”,但这恰恰是集体合作社比私人合作社先进的地方,让人人都各得其所。再如基础设施投入、社会治理、绿色种植等方面,集体合作社也是更有优势的,因为集体合作社要统筹考虑生产、生活、生态,协调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这是私人办的合作社做不到的。

 

总结两句话。第一,乡村振兴是多目标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从实现多目标的角度,党的领导是更有利的。第二,即使只考虑经济目标,党的领导也是更有利的和必要的。

 

(根据江宇在2021年6月20日举办【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上的点评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并修订)

 

江宇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综合农协研究组成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三)刘海波:宏观视角把握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

 

 

烟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践,我准备以特别宏观的视角说一下,或者说也算特别高屋建瓴吧。首先要讨论两个至关重大的问题,一个是中国的政治模式,一个是中国的农业模式,中国政治模式和农业模式的特点是什么?是不是很优越?不仅对中国是适合,也具有全世界的普适意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才可以知道,“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件事,在完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系统性的架构中,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探索,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是抓住了关键。大家知道我们中国道路的核心是政治制度上党的领导。在政治文化上,在政治制度上,今天的中国和世界比起来实际上是一个孤岛,也就是说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世界上不是流行的或者说是多数的,这个世界多数的政治制度是宪政民主,其政治理论是自由民主理论,但中国的它是党的领导或者是党建,我喜欢称之为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国的政治学也和世界不一样。那么就有一个问题,中国道路自信的根本是政治自信,即对于我们的政治制度有充分的自信,它可能不仅是中国合适的,而且是世界普适的。那么,为什么?党建政治或先进性团体政治对宪政民主乃至分权封建政治有什么优越性?这需要理解党的根本特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点是什么?我想对于理解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与许多类似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建设诸如此类的问题,大家才能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中国的发展的模式问题,和今天主题相关的是中国的农业模式和中国农村的建设。大家知道经过超过100年的奋斗,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一工业国,就是在质和量两个方面,是世界第一工业国的地位。量上不是问题,如世界钢铁产量的段子,第一中国,第二中国河北,第三中国河北唐山。当然在质上还有几件短板,芯片需要追赶。我认为中国必须和能够保持世界第一工业国地位,那么在这同时实际上还有一个必须,我认为中国同时必须是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农业国,两件事情是并行不悖的,而且是相互支持的。我们是世界最大小农农业国这件事情,第一个粮食安全,精耕细作多种种养殖的中国小农农业模式才有最大的土地产出率;第二个考虑到说我们是在地球上搞工业化,仍然有资源瓶颈的限制,仍然有市场规模的限制,哪怕是世界上第一工业国,可我们仍然有数量以亿来计算的农业农村人口。哪怕我们世界是唯一工业国,其他国家工业全都没有了,可能我们还会数量以亿来计算农业人口。

 

我略略说了根本的问题,中国的政治模式和中国的农业模式,为什么是先进性团体政治中国政治模式?为什么是精耕细作多种经营中国小农农业模式?一时间不能详论,结论在这里,详尽论证要大家阅读本人相关文章。中国共产党的的一个特点是全息型组织,中国小农农业模式必须的制度支撑是综合农协,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破题性、探索性意义就在上面两个论断中。 为什么是党?为什么是综合农协?结合今天中国的实际状况,可以看出支部领办合作社探索的宝贵。

 

我自己说关于党领导农民合作组织的事情,说得非常早,2013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就说以人民团体形式建立农民综合性合作组织,而每一级都是要在那党的领导之下来进行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点之一——全息型组织。长时间我觉得可能有一种误解,不仅是对我们传统的政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点,就是说认为它是个官僚组织,韦伯所说的理性化官僚组织。但是我觉得党的本质的特点不是官僚制,我是说可以称为一种全息型组织。全息型组织,是基层具有和最高层同类型的思考方式,胸怀大局,或许思考能力差一些,但拥有接近现场的信息优势。这样组织的行动是高度统一又是高度灵活的结合。全息性组织行动形成的秩序同官僚科层组织是不同的,同多中心博弈或自生自发秩序也是不同的。不理解上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中共在漫长革命和建设历程中创造的各种奇迹。宪政建设公民社会,又是树立各社团权利和自治领域。仍然因为党的全息型组织的特点,党建政治是靠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凝结核和战斗堡垒,建设诸群团组织、村社、社区、协会等等。我党是不搞所谓公民社会的,而是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战斗堡垒,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各类群众组织社会组织中发挥领导和带头作用,以既得各类组织切近具体主动性灵活性之便,又得各类组织不失控配合全国全省全县等之利。

 

对应起来有三种秩序,一种叫军命令式秩序,一种是自生自发或市场秩序,还有一种叫全新型组织行动的秩序。最后一种秩序的特点,可以解开中共成功之谜,取得政权与民族独立工业化与全球第一工业国等。这里不展开了。


全息型组织秩序中是个别的单位来自主行动的,但是个别的单位是顾全大局的,是积极主动争取全局最优化的。你没有这方面的概念,是是不能够理解中共怎样获得全国性的胜利的,以及为什么打赢了朝鲜战争的,在对印度战争当中把印度打的这么悲惨。就是因为它的组织是全息型组织,就是林彪所说的,革命军人的本质是高度统一和高度极断专行的结合。


实际上我们党有这个特点,才敢于和宪政的一些相应的领域打擂台。比如说宪政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他们叫要联邦主义和地方自治,要公民社会,但是中共不是一个僵化的官僚组织,具有全息型组织的特点,不管是地方还是所说的基层,既能够高度灵活,又能够顾全大局。所以实际上在行政组织之外,党仍然有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比如说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支部,而一个农村的支部为什么它不仅是一个适合所说的领办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问题也适合领导村委会,原因在于党的组织特点。这是我们党组织特点的党的全息型组织特点的高度相关,所以说党建一定不能把党的建成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理性官僚制,因为党可能在某些部分是有官僚组织的特征,但是不这是它的第一本质特点。因为党的组织特点,所以说以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建设。

在传统当中,我们知道有朝廷和宗族二元结构,就我们所见到的宋以后的宗族,宗族实际上是士大夫重建,但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宗族的领导者一一般情况下是低阶士大夫和退休的官员。宗族是朝廷的向心型组织,仍然和朝廷及地方官员有连接纽带,非如此,则为土围子、黑社会。

 

为什么是中国小农农业模式和综合农协建制,这里不展开说了,大家可以根据论证线索专门看这方面的文章。

 

今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实际上是在农民专业合作法没有修订之前的一个比较无奈之举。实话讲说我们的关于农民合作组织方面的立法,比如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不是真的能让农民组织起来。改革开放之后有一些关于农村的规定,特别是所说的关于土地方面的规定,也不利于实际上今天的乡村振兴也罢,或者说农村的发展罢。比如说这种顽固的规定叫“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事实上把承包地的集体所有的性质或者集体在上面的权能给消灭得几乎不存在了。中国共产党花了很大的力气,建立了一个就我称之为的村社土地制度,这个也本来应该是个珍贵的遗产。统分结合方面我们并没有做的很好,特别是统的方面。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则不一样,第一一定是一村一社村社合一,涵盖全体村民或全体农业经营者;第二,一定是或主要是惠农资金的接口,农业部门不太可能不理会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何况支部领办合作社是个体系,在烟台是市委领导下市委组织部协调帮助下建设的一个体系。

 

最后我是高度同意于部长的就是说一个合理的农民合作的结构,不仅是村的支部领办合作社,而且乡和县一级也要办,村合作社只是这个农民合作体系的基层,这和我以前的党领导下的综合农协思路高度吻合。那么县和乡办合作联社是为什么?


规模问题。可能农业生产规模是一家一户,有些社会服务比如说食堂规模是村,土地整理也是村,但是购销可能乡才有规模。农业产业链利润最大的一块是金融,实际上规模是全国性的。所以说就农民合作体系而言,这需要的是什么?要改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要改革使农民合作组织成为特别法人,成为特别法人的综合农民合作组织,这样党的领导就更加顺理成章。


那么现在做什么?也是于部长讲的,就是乡镇党委建农民合作联社。

 

(根据刘海波在2021年6月20日举办【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上的点评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并修订)

 

刘海波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综合农协研究组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四)朱启臻:关于烟台经验的三点启发

 

 

听了烟台经验以后,我想说三个问题:

 

第一,烟台经验符合乡村实际,听了烟台经验,眼睛一亮,我研究农村,知道面对农村一片散沙、严重的老龄化的现状,把农民组织起来的重要性,只有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才能解决问题。但我们长期以来找不到一条有效的组织形式,不是走回头路就是走邪路,而烟台的这样一个做法,是符合中国乡村实际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做法,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其实:首先,村社一体化的合作社符合中国实际,既符合中国的熟人文化传统,也符合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防止合作社与乡村社区“两张皮”的现象;其次,合作社应该是综合的,不仅有生产领域的合作,还要有供销和生活领域的服务,烟台的合作社还负责给老人做饭,是应对老龄化的社会的一个创新举措,合作社可以承担这样的任务。其三,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好处还在于可以充分调动村里的资源,为合作社发展服务。

 

第二,提出两个建议:一个建议是,村支部领办合作社,支部书记可以要当理事长,但不一定都必须由支部书记当,因为支部书记太忙、太累,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要赋予支部书记太多的职责,支部书记不是全才,精力有限,如果超出他的能力和精力就会影响事业的发展。可以选择更有精力和能力的人当理事长,书记可做监事长,我看有的地方支部书记当监事长也挺好,无论谁当理事长,都是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都是村集体组织。另一个建议是合作社是生产者的联合,要坚持农合经营的基本制度不变,生产在户,合作在社,合作社不是替代农民的主体地位,而是为社员提供服务,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获得受益,按照合作的分配原则,提取公积金与公益金,作为集体收入。这样才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保证合作社的活了和可持续发展。

 

第三,有两个展望:一是未来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应该的家庭农场,村集体要为促进家庭农场的形成做出努力,有了家庭农场,农民的主体性,积极性、创造性就会被激发出来,也就是激活内生动力。以家庭农场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合作社,才能具有活力。二是要把合作社做大做强,采用政府搭台、农民唱戏的思路,在县级建立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把众多合作社真正联合起来,不仅增加市场议价能力,降低交易成本,还要逐步实现定制农业目标,赋予供给侧农业真实生命力。

 

(根据朱启臻在2021年6月20日举办【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上的点评录音整理,已经本人审阅并修订)

 

朱启臻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教授

 

 
 
 
 

二、问答选编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王春光研究员,在【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2021年6月20日)担任主持人

 

【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问答环节现场

 

 

王春光(主持人,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研究员 ):

 

请先来回答朱启臻教授的提问,为什么土地交给了合作社,老百姓的收入就增加了?

 

杨春华(讲演人,烟台莱州市文峰街道田家村党支书):

 

我就以我们田家村为例。我们村的地收的不多。合作社成立重点没放在收地上,是想办法集中力量做点事。我们打造了田家村小米的本土品牌,还跟当地的农业局、农协合作,做了小米品种、施肥、技术、防治、指导和销售五统一。品牌闯出去了,价格也提升了。我们还集中精力、集中资源进行二产研发,开发小米粥油的新产品,设计和加工包装物,再进行一二三产的的融合,搞节日产业,三产旅游。小农户自己做旅游不可能,游客到农户地里摘个桃子,人家都往外撵你。


我们找当地文化馆馆长,挖掘田家村的历史,知道田家村是战国时期田单将军落户而命名的。这里是齐王的辖地。我们就在村里开辟小米试验田,种有机小米,装到精装木桶里卖,这就是贡米。这样小米的附加值就上去了,给老百姓分红我们也有份量了。为什么要做村集体的合作社,就是有资源呀,方方面面都是资源呀。

 

衣元良(讲演人,烟台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党支书):

 

2017年5月,我们党支部开始领办合作社。当时第一个想法就是把老百姓的土地收上来。但是我们是山区,收上地以后实现不了机械化。我以为办合作社不一定把土地收上来。我们办合作社的目的到底是为什么?第一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不管是不是收土地,老百姓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增加收入就行,第二是壮大集体经济。第三把老百姓组织起来,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与参与性。第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第五个是加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号召力。能达到这几条,合作社也好,家庭农场也好,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也行。只要这些问题都解决了,目的达到了就行。

 

于涛(讲演人,中共山东省烟台市委组织部原部长,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党组副书记、省药监局党组书记、局长):

 

田家村杨春华同志讲的那一点是对的,统一打造品牌,对接市场,可以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这是一个增收的渠道。第二,只有土地整合了连成片之后,才有可能发展现代农业。就像烟台的苹果,在苹果产业园里,苹果品种换了,用了新的品种,使用了新的技术,产量和品质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肯定会增加收益。第三实现了规模经营之后,可以大大降低成本。化肥农药等等的投入基本上能够降低不止一半,这比一家一户肯定成本降低了,相应的收益就增加了。第四就是合作社可以延伸产业链的上下游,把全产业链的增值收益都留在农村,而不是像一家一户那样自己只会种,卖的时候没有优势,竞相压价,恶性竞争,那么这不也是可以增加收益?打破田间地陇的也不是问题。确实在胶东农村打破了田间地陇的界限之后,普遍能够增加15%的土地,增加的土地作为集体土地来入股,就是一块很大的收益。

 

江宇(点评人,国务院发展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我讲几个观点。第一,我们要全面的看待小岗村的经验,这是我们现在讨论合作社必须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总书记在小岗确实肯定了小岗的探索精神,同时也是在小岗说了要有4条底线。第一条就是集体所有制不能改变。我认为中国解决温饱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包产到户。小岗村到2018年才脱贫。包产到户解决了个人生产积极性的问题,但是离不开计划经济时期我们靠合作化、集体化积累下来土肥、水种、水利、粮种这些设施。今天中国农业发展阶段已经变了。小岗村提高一家一户的积极性,能够解决提高粮食产量的问题,但是提高不了农产品品质问题。现在这个阶段,产量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很多人已经营养过剩了,要提高的是农产品质量问题,这个一家一户就做不了。

 

第二,不能把农民的主体性地位,简单地理解成一家一户的经营。如果没有党的领导,还是让一家一户的经营,我们能有几个人农民有能力办家庭农场,有几个农民有能力在现在这个市场竞争下致富呢?如果农民主体地位这个概念简单理解成是一家一户的经营的话,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大量的农民破产,只有少数人能办成家庭农场。所以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真正的维护农民的主体地位。

 

刘建进(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为什么做了合作社,或者做了党支部领办集体经济,地也还是那些地,就能够增收。其实是合作社能够从事的生产可能性空间增加了。


刚才杨书记和于部长都讲过了,做了合作社之后,他们能够做的事情不一样了。它是一种立体式的生产结构方式的转变。原来一家一户做不了的事,现在可以做了,原来一家一户要花很大的成本才能做出来的事,现在不用了。
 

这点在我去年在贵州省考察一个县脱贫攻坚产业扶贫开发时,有一位村书记就说,如果是我自己家来做这些东西,这些产业我做不了,但是因为我现在是村集体经济在做,村里所有的资源我就能最好的利用。还有刚才杨书记说他们村开发的那些产品,包括产品品牌,还有一些文化,这些恰恰都是公共品属性的。

 

公共品属性的东西就不是靠一家一户单打独斗可以做好的。说个体经营的生产效率会比集体经济生产效率高,这只是对一家一户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可能是对的。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规模效率和范围经济效率要发挥作用,个体劳动生产效率就不会是主要的。在具有整体性和公共产品属性的领域就更是这样,并非一定是分的效率比合的效率高。而办社区集体合作社离不开整体性,离不开公共性。正因为集体经济性质的合作社具有了这些可能性,所以说合作社就能增收。

 

王纪伟(河南兰考县胡寨哥哥合作社理事长):

 

我简单问。第一个是工票。是怎么计算的?第二是股份。衣书记的合作社有原始股,有土地股,还有创业股,这些股份的区别是什么?第三问杨书记,你成立的合作社,把其他几个合作社也纳入到村社里,是怎么个关系。 另外于部长说村集体经济占合作社的股份不低于10%,我也有疑问。到底合作社和村集体经济是全部的,还是一部分?再就是李主席(李阿妮)说成立食堂,土地全部纳入村集体,土地怎么进到村集体的,是流转还是托管?还是入股?怎么分红的?

 

衣元良:

 

我先讲下工票。为什么有工票?因为办合作社以后,我们村的土地没有少,但是我们做公共设施,水利、道路、养殖场还有木耳大棚,产业增加了。在农村,产业增加显得劳动力重要,劳动力是最贵的。可是我们没有钱给老百姓,没法支付劳动力的报酬,怎么办?那么我们就可以发工票。企业就是雇老百姓干活,干活以后要给一个评价。我们也是。我们规定男的干一天活儿120元,女的80元。到了2000元,就给你折算成一个股份。这就叫做创业股。工票可以当钱用。可以在合作社内部购买一切能买的东西,有物资也有服务。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无劳不得,工票这种形式可以把老百姓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合作社是我们村集体的产业。等到发展起来有钱了,就可以分红。你有10个创业股股份,再加上原始股一股,再加上土地股,这些股都加起来,是你分红的依据。原始股是给村里的老弱病残,包括贫困建档立卡户做的。上班的、当兵的、上学的,只要是村里的人就给原始股,原始股也相当于两千块钱。

 

我们为什么办合作社?假如是我个人办的合作社,我完全没有义务去管村里老弱病残。现在是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是党的组织办的,村里的困难户,我就要管。土地股,合作社内的每一亩地作价2000块钱,也给你一个股份。

 

三个股划分完了以后,就根据这个算分红了。我们的合作社是集体30%股份,老百姓70%的股份。集体的钱用于合作社的开销或者村里的公共开支。

 

于涛:

 

第二个问题就是合作社跟集体经济组织是什么关系?

 

首先在一个村里,我们说有三驾马车。党支部,村委会,确权之后的股份经济合作社。现在集体经济组织的一个呈现形式。


这三者一般是一体的,一个村只有一个股份经济合作社,这是集体资产、资金、资源的综合,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目前性质还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农民自愿联合成立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在一个村可能有多个,例如种樱桃的,种苹果的,养牛的都是不同的专业社。
 

第二,在股份经济合作社这个集体经济组织里面,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平均享有股份的,人人平等,而在农民专业合作社里,股份是按你流转的土地面积的多少、出资的多少来确定的,出资额大的股份多,出资额少的股份少。
 

第三,对股份经济合作社而言,只要是本村的村民,你天然就是股份经济合作社的成员,不需要出资。而且成员仅限于户籍在本村的村民,有排他性。

 

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成员是开放的,本村的人员,外村的人员,包括外来的企业都可以参加,成员可以跨村、跨乡、跨县,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而且必须是出资或者流转土地才能成为社员。
 

第四,股份经济合作社的生产资料是集体占有的,村民全体对生产资料行使所有权,而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生产资料所有权,主要就是指他的资金的入股,资金的股是属于社员的。

 

第五,股份经济合作社代表集体可以加入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作为集体股的出资人。那么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分红之后,集体股的收益又回到了股份经济合作社里。

 

李阿妮(讲演人,烟台市福山区藏家庄镇北洛汤村妇联主席):

 

你问我是怎么入的股吧?俺家有三亩地入了股。你问怎么分配,分红是村集体是5%,企业65%,农户30%,但是现在还不到盛果期,现在没有拿到分红,拿的是一亩地1000元的保底钱。

 

怎么增收的?像我父亲那辈,虽然有地但是种不动了,把地荒在那就一分钱没有,交给村集体管理,一年最少也给他1000块钱。这还没说分红。就是没分到红,他也有1000块钱,他现在领养老金一个月189块钱,他把自己两亩地入到合作社里边,一年给他2000块钱,比他养老金少不了多少,等于又领了一份养老金。合作社对老年人来讲是挺好的。

 

我们村合作社征了700亩地,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地是荒芜的。我是妇联主席,也跟着去量地了,很多地都荒了。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以为一是有实力,他有全村的的支持,二是有能力去投资。以前我们村有很多地没有水,现在党支部领办以后给上了水,薄地变成好地,就可能会产生出价值。很多荒芜的土地,被合作社征了以后,就创造出了价值。

 

江宇:

 

你们村产业园是村集体和企业合作的。前三年企业每亩地投入2-3万块钱改造。

 

李阿妮:

 

企业也有国家补贴,这是我听说的。

 

吴庆丰:(河北内丘县供销社副主任)

 

我问李主席,你们村食堂的运营资金来自哪里?有没有捐赠?如何保持食堂的可持续性?一直办下去的有没有散伙的可能。再就是问支书,如果产业失败了怎么办?考虑过这个风险问题吗?

 

李阿妮:

 

这个食堂现在是合作社资助的。我感觉散伙不能说没有可能,但是我们希望他不散伙。为什么我们要去做义工,我们要去把多余的菜送到送到合作社去,送到食堂去,就是希望他能一直办下去。

 

高向军(四川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秘书长,仪陇县养牛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理事长):

 

我想说两句。搞了20多年农村发展。我认为,于部长现在的做法解决了一个问题。谁来组织农民?这是第一。第二,烟台经验还解决了县、乡、村的干部观念的转变,两眼向下的问题。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方式来推动大家两眼向下。至于在村子里边怎么来组织这个新型的集体经济组织?现在两个最大的问题,一个是老龄化,怎么赡养老年人,第二是谁来种地。

 

我觉得怎么把有农业情怀的回乡创业人组织回来,给他们提供平台,他们才是农业生产主体。老年人马上就退出历史舞台了。村集体在这个阶段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让老年人有幸福指数。怎么组织回乡创业人来利用我们的组织起来的平台,发展现代农业是大问题。而不是现在就要求刚组织起来的这几个合作社得自负盈亏,这是不可能的。经济的问题是接下去慢慢走的问题。台湾的农民合作组织100年,他们走了多久了,烟台的这些合作社现在走出了这一步,我觉得是很好的,要肯定的。

 

刚才于部长讲村里有集体经济组织,有专业合作组织,我觉得现在党支部和村委会合在一起了,那么村组织的历史责任就是带领老百姓搞发展,不是只是挣钱的,是要组织和服务老百姓的。农业生产的主体在哪儿?这需要村组织、党支部去找到他们,去动员他们。

 

衣元良: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现在的农村一定要打消村域的观点。不要只是考虑我们村。我们衣家村就54户,你叫我们村怎么发展?我们的利益从哪来?我们建了木耳大棚,相当于我们多出了几倍人口,但这个人口从哪里来的?我们村有两个会计,合作社会计一个月5600元工资加保险。他们在城里住,一早开车就到我们村来上班了。会计都是从市里来的,包括我儿子原先在上海,现在要从上海回来了。我们有电商公司,有搞电商的大学生。所以说一定要打破村域关系,现在感觉我们农村已经老了,不行了,没有发展了,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整个将来社会城市和农村是一体的,城乡是一体的,我们现在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杨春华:

 

可持续性问题,赔了怎么办?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田家村最关心的。但是我们田家村是不会赔的,因为我们是二道贩子,有说“贩子贩子,赚一半子”,我们是收7、8块钱卖15,是卖多卖少的问题,这是一。

 

第二就是说,我们在二产上发力。我们先稳定好一产,做好品牌的基础,然后我们在二产发力,卖猪肉的赚不过卖火腿肠的。

 

第三,我总结了几个保障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稳妥发展的方法,是三个逆向倒退法。一是说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要先治乱还是先治穷。很多合作社可能是先上项目,把产业做起来。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做,现在看来,我们的路走对了。两口子得先把心情弄好了,再去生孩子。二是二产的逆向倒推,很多人建立合作社之后,只想着我地里种什么东西。而我知道我二产去生产什么东西,然后三产是混合的,去推广什么东西。我们还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尊重市场优胜劣汰的法则。得看市场缺什么东西,然后知道我们地里种什么东西,然后二产去推广什么品牌,这就是从末端、从市场倒推。三是三产旅游的逆向倒退。谁都想搞旅游,但是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要解决“人来”的问题,二要解决“有设施”的问题。很多地方的乡村旅游先找设计团队设计设施,算计回收的成本期,再去建设。到青砖白瓦格格窗建好了以后,再招人。我们没有钱,建不起设施,怎么办?就逆向倒推,先解决小成本,解决有人来的问题。怎么能有人来呢?我们先让市区的一些小团队、公益组织过来玩,免费给他们提供场所。后来就一起合作成立了大自然培训基地,小红军影视基地,想体验打小鬼子的生活,我一个木头枪配给你,红军装配给你,我还有52个剧本杀,你们自己选,拍上抖音快手,很专业的传播出去。

 

杨团(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

 

你们那边年轻人怎么回来的?你年轻人是在村里还是在村外支持的?

 

杨春华:

 

年轻人更有意思。村里老龄化了很痛苦。但是我们年轻人是很有力量的,当时建立青年团队出发点是年轻人不好管。我说句非常自私的话,我怕他下一任篡我的权。所以说还应了于部长一句话,我们合作社是两个组织起来。要把经济组织起来,要把人心组织起来。做青年的工作就是组织人心。

 

村外村里的都有。把年轻人全组织起来成立青年志愿者创业团队,他们负责开展会还有产品营销等很多任务。一个年轻人给我挖了一个有2000多万粉丝的网丝,快手账号叫大麦,他帮我联系电视台和好多网络。我对年轻人的管理很随意,比如说我喜欢看美国大片,我看完了以后,第二天晚上就叫这些年轻人过来,在我们会议室里在一块看大片。看到集体主义精神迸发,到你的汗毛都竖起来的时候,我喜欢搞一个暂停,怎么说?我最近遇到什么困难事了,你们脑子灵便,帮我分析分析。那时候你说啥他听啥。谁说人心不好管?我认为还是组织起来,把人心组织起来,让所有的人围着你转,让所有人服务一个目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那就没有干不好的事。

 

陈晶晶(闰土工作室负责人):


我们现在办合作经济、办集体经济,和人民公社之前的合作化阶段相比,到底是什么发生了变化?都是党支部领导,都是土地要入股,第三都要搞挣钱。以前要搞粮食,现在是要挣钱。为什么问?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以前那样做有问题。现在和过去比,是生产条件,人的想法或者政府的需求,或者要解决的问题?到底哪些一样,哪些不一样?特别是外在的条件。

 

于涛:

 

外在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我们现在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体现了总书记说的把农民组织起来,走组织化的市场化道路,这个就是立足新时代特点的一个新的变化吧。

 

陈晶晶:

 

是市场化不一样对吧?所以你核心的回答是这一点。

 

仝志辉(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现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和50年代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涉及到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性质问题。50年代刚刚建国,基层刚建政的时候。办合作社是让党支部深入农村,是让党支部健全的一个方式。今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也是党组织重新健全的一个方式,这点上两者是相同的。

 

从党的发展任务上有所不同,但是都是为了让党成为真正建在农村。能利用农村的组织资源来把党组织建成好,把党组织发展成真正的农村基层党组织,今天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样一个方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觉得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是党组织重新站出来。实际上今天的党支部是表面在农村,实质不在农村。从这个意义上,近似地说,现在党组织是要重新回到农村,真正建立在农村。共产党的组织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一个组织。共产党从它本身的成长历史,就是说党组织真正具有战斗力的时候,从建党时候的50多个党员,到它具有在全国范围扩展能量的时候,他就是从农村、从基层开始的,是从组织最基层、最底层的人民群众开始的。那么今天,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其实也是重新回到农村,具备组织群众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然,“三农”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刚才的讨论,我们把这个根本问题和一些专业化的问题挤压在一起了。

 

现在各地都在要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我们能不能把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看成是一个发展的较长时间的历史过程。就是说,党组织的强大从哪里先开始,争取人心,发展经济,让它具有多种功能,这是一个一连串的需要较长时间的工作。不要期待一蹴而就,也不要看到一点问题就因噎废食。

 

衣元良:

 

这个老师提得非常好,重新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我看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版这本书,当时有个王国藩合作社。在刚刚建国,那么贫穷落后、非常困难的时期共产党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是分田单干以后,又把老百姓分散了,没把老百姓组织起来。

基层党组织虽然没离开,但是弱化了。

 

仝志辉:

 

弱化了、变化了、形式化了,对。

 

杨团:

 

从来都没有离开,但是实质上其实很多地方已经没有了。

 

衣元良:

 

对,就这个情况。

 

张英洪(北京市农研中心研究员):

 

我们长期从事农村问题研究,其实农村问题非常复杂的。我觉得这个论坛有挺多内容。很有意义。大家会从不同的角度,不同视野谈观点,可以包容很多。只要创新,就存在管理压力,存在不完美的地方。这些我们都能够接受。我的疑问是:为什么党支部不去抓集体经济组织,就是村经济合作社或者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系指农业农村部给予颁证的组织),而去领办这个专业合作社?党支部更应该去抓集体经济组织去领办纯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把它大力做好。

 

于涛:

 

股份经济合作社,有些地方确权之后是成立了,但是成立了之后,怎么让合作社发展壮大?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恰恰就是让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途径。要不然集体资产是个死资产。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把它盘活了,所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增加集体收益,不就使得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了吗?

 

杨团:


请问于涛于部长,你认为烟台经验是不是因为烟台地区有特殊性?能不能全面推广或者说在哪些地方可能更适合推广?第二个问题是,在你离任以后,烟台目前的状况怎么样,有哪几个重点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于涛:

 

在我们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之前,烟台经常有人说那些集体经济发展好的村都有特殊性,我学不了。现在烟台全市推进合作社,壮大了集体经济。我发现依然有人说烟台也有特殊性,这其实是思想上的问题。

 

烟台有像衣家村这样的山区村,也有沿海的村,丘陵地带的村,平原地带的村,有种苹果的,也有像田家村这样种粮食的,还有打渔的村。这些村无一例外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办法其实是可复制可推广的,它可以适用于各种各样的村。不是因为烟台有什么特殊的优势,烟台能做成,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做成。如果非要说烟台有什么特殊性的话,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干部还是愿意多出一点力,愿意多担一些责任,我们不能眼看着中国的农村就这么衰败下去,不能眼看着我们那么多可爱的农民还过着很艰苦的生活。我们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担当,更多的作为让农村变得更好,这可能是我们烟台干部比较一致的地方。


烟台推行了这些年之后,后边怎么做?我刚才汇报了一些大致的想法。目前看,因为还处在起步阶段,所以从事种植养殖的产业相对多一些,农民的收益有所提高。但是我觉得还不满意,因为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我们下一步要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三位一体的合作社,合作联手,将全产业链的收益留在农村,建好小城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业,过上有更高质量的生活。

 

王春光:

 

谢谢于部长。烟台有一批不忘初心的领导干部,这个很重要。

 

张晓军(中国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监事长):

 

问于部长,您调任到省厅以后,接您班的那位领导是您在任的时候的副部长吗?

 

于涛:


不是,是交流干部。

 

张晓军:


他跟你的意志上一致吗?

 

于涛:

 

我们这个事现在已经在全省推广,我们现在烟台的做法是在全省推广的,省委组织部联合11个部门,在全省推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不光烟台。

 

张晓军:

 

因为我们都在体制内工作。体制内容易一个领导走了以后,人走政息。如果是成为制度性建设,我觉得还比较有希望。我们主要担心您走了以后您这一套工作就断线了。

 

于涛:

 

一个好的东西会有生命力的。

 

张晓军:

 

理论上没有错,现实不完全是这样。

 

杨团:

 

还有一个问题问杨春华书记的。你讲过的新党建很有新意,特别是重点讲互相欠人情的方法和思路。

 

王春光:

 

他提出新党建了吗?

 

杨团:

 

ppt里有的,他自己和我们讲的时候也有。杨春华2018年做村主任时不是党员,是2020 年才成为正式党员。今年5月当上村支书。他做村主任时建立了一大堆社会组织,搞了三驾、四驾马车。他的思想很有意思。

 

杨春华:

 

首先说我们党建的工作无处不在。因为党员是我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这些基层工作人员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底气十足。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前,我们村很乱,就一直想先治乱。我这人喜欢先分析事儿,看乱是怎么来的,怎么去治。当时看到党内部的一些现象。开党员会时,只是念文件,有些党员听不懂。我们村的党员都很老了,有的70岁、80岁了,耳朵也不好使,理解力也不会像我们这么灵便,然后我就发动群众拥党先锋团。

 

部委观察员:

 

我想问杨书记。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按照经典合作社理论,它是人合而不是资合的合作社。那么在决策机制里,如何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按照合作社法,表决来自决策机制,如何实现一人一票决策机制?不是说钱多我就说了算,那合作社和企业还有什么区别??第二,五中全会提出了要让农民参与全产业链分配,怎么参与?而不是说农民把土地给你集体了,你给他的一点流转费用?

 

杨春华: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突出了一个入股村民的参与性。我们有股民大会。每当我们大事件的时候,肯定要通过股民大会。股民大会现在比村民大会更要注意一人一票。全产业链的分享这一块,我们首先调动大家伙共同关心的积极性,让所有的社员们都去关心每个环节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还有,我们改变了之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在分配过程中,体现了互动性和参与性。你多用合作社的机械,多买肥料的,就能多分配。这也是我们和社员互动。通过互动,我们就会知道社员的想法,也会从社员需求出发,知道我们合作社应该向哪个地方发展。

 

部委观察员:

 

合作社挣了钱以后,怎么分配的。

 

杨春华:

 

我们是先拿20%作为合作社的公积金跟公益金,剩下的按四六成分红。四成是按照股民资入股的资金跟村集体资金一个比例去分配(村集体分配的部分是在合作社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之前扣除的),六成是我们留了最多、最有吸引力的,就是按交易额分配。鼓励社员跟我们合作社去交易。我们突出的,就是通过刺激你交易,来和合作社沟通,通过沟通我去掌握你的思想。沟通的力量最大。就是抓社员的思想?

 

王春光:

 

谢谢。还有一个问题没回答,是食堂会不会倒闭的问题。

 

李阿妮:

 

我用一句话回答。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不倒,食堂就不倒;合作社倒了,食堂自然就倒了。食堂是合作社资助的。食堂倒了,你合作社肯定是不行了。所以我们要让食堂不倒,就要努力把合作社办好。

 

王春光:

 

好,到时间了。非常感谢四位发言人精彩演讲,给我们提供很多生动的案例和经验,我们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大家提出的很多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去探索。我们的论坛是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我们希望从第一期开始起步,以后做得更加完善,使得探路者论坛能够引领学术研究,更能引领我们的实践,推进我们的乡村振兴实践变得更好,行稳致远,谢谢大家。

 

(根据2021年6月20日举办的【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问答环节的录音整理并摘要)

排版:张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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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农禾之家综合农协研究组

这是一个探索中国三农事业发展的制度方向和实施路径的学术研究群体,起步于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陕西洛川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试点。2005年,该课题组扶助一批农民合作组织设立“农禾之家”联盟,并于2011年正式注册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成为该中心下设的综合农协研究组。该研究组拥有多机构、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志愿者,主要针对农民再组织化、乡(镇)域和村域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社会基础再造进行方案设计、试点探索、理论创新、案例剖析、政策推进等。自2013年起,连续编辑出版《综合农协》季刊,年度集体著作《综合农协 中国三农改革的突破口》,举办“农民组织化“、“东亚综合农协”、“集体经济与合作社”、“供销社改革”、“乡村社区工作者”、“青年返乡”等领域的论坛和讲座,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乡镇级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