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烟台经验”01 村民全员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创新——亭口镇衣家村故事

乡村振兴是中国未来全党、全国、全社会全情关注的伟大事业,目前正以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在发展。于2021年6月20日在京举办的《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就是试图向社会展示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着的变革。

 

论坛摈除“理论主导、专家包场”的做法,首次用系列化集中展示一线农人探路者优秀事例的方式,让基层的持久努力被社会听见和看见,让各界的交流互动立基于一线的真实,推动全社会形成关注乡村振兴实践的持久氛围,推动更多的人自觉参与乡村振兴探路者大军。

 

论坛由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乡村治理中心和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三家共同主办。本年度论坛计划举办六期,刊出六期专栏。(点击查看六期论坛简介)

 

 
 
 
 

乡村振兴探路者专栏

 
 
 
 

 

《乡村振兴探路者专栏》以论坛材料为基础,以理论联系实际为指南,依照论坛举办顺序,逐一整理每期论坛一线探路者讲述的材料,分析和揭示故事背后的机理和机制,以帮助读者在遇到同类事情或问题时能够提升认识,有所借鉴。

 

首期专栏计划以《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为主题,发布六篇文章。

 

 
 
 
 

第一期 第一篇

 
 
 
 

 

村民全员参与,专业合作社组织创新

——亭口镇衣家村故事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

综合农协研究组

 

【摘要】烟台市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是只有50多户的小山村,三十多年来缺乏集体经济。2016年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之后,村党支部书记衣元良带领全村人艰苦奋斗数年,改善基础设施及生产生活条件,发展合作经济。合作社创造了“工票”,创新乡村志愿服务激励机制。村民参加义务劳动获得工票,可在合作社购买等值的服务或 产品。“工票”作价形成专业合作社的“创业股”,强化合作社组织的劳动因素。专业合作社以本村户籍加承包地为资格条件设立“基本股”,带有福利功能,让无劳动能力的村民分享合作经济成果。衣家村农民专业合作社正朝向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发展。

 

【关键词】农村党建;村合作经济;村民参与;社区公益

 

 
 
 
 

一、故事

 
 
 
 

 

衣元良在《乡村振兴探路者论坛》第一期“烟台经验”(2021年6月20日)上讲演

 

我叫衣元良,今年57岁,是烟台市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人。我1982年10当兵,1996年转业回乡,被安排到栖霞市一家集体企业上班。但还没上一天班,企业就倒闭了。没办法,我就自己做生意。当13年兵之后,又做了13年生意。2009年被镇党委动员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一)我们村的村情

 

我为什么回村呢?是因为我这个村特别的贫困,自然条件差,山高路远沟深。我们村曾经是烟台市级贫困村,2020年刚刚脱贫。前几年我去贵州,感觉我们村比贵州还贫困。

 

我们村特别小,只有55户,户籍人口126人,留在村里能干活的人,只有四、五十人。老龄化很严重,50到65岁的是年轻人,65到75岁的是中年人,75岁以上才是老年人。在大集体的时候,我们村小可以上到五年级,还有育红班(幼儿园),但现在已经非常可怕了。一个镇只有一所小学。我今年57岁,我们这样的村庄如果再不发展,年轻人再不回来,不用长时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衣家村就从地图上抹掉了。

 

我们村四面环山,由于地势高、水位低,严重缺水,350亩地,有灌溉条件的不到30亩,就是看天吃饭。由于上山没有大路,只有小道,车上不去。大樱桃果下山全靠人挑肩扛。2016年、2017年两年干旱,送水车硬是卡在山脚下进不了山,眼睁睁看着樱桃树受旱,旱死了40%。由于缺水,每年4、5、6月,不要谈洗澡,连水都不够吃。只能50多户人要分四个区域吃水,每个区域一天只能放水1小时,四天轮一回。

 

衣家村的山路

 

今天的衣家村

 

当时的衣家村“脏、乱、穷”远近闻名,在亭口镇68个村里倒数第一。50来户的村庄,上访户就有20来户。

 

我是2009年3月20号回村当支部书记的,是被亭口镇党委动员上任的。那时,我们村一无所有,就是“三光”:所有土地分光,集体一分地没留;集体资产卖光,包括农具、水塘,什么资产都没留;最后的一点点山坡上的荒地,被老百姓全“抢光”。村集体账上没有一分钱,还欠着15多万元的外债。“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的图画”,可是我们连一张白纸都没有。村委办公室也被老百姓锁上了,因为村委欠老百姓的债。闹革命还要有根据地,我们村连根据地都没有。没办法,只能在大街上开会。没有扩音器,我花400块钱买了个旧扩音器,算是有一个对老百姓说话的工具了,可以喊老百姓开会了。可是,我就是个喇叭书记,除了在大喇叭上号召号召,没有任何资源。

 

还有一个例子能说明当时的状况。我刚当书记时,有家村民的女儿外嫁,这家邀请我当送亲的,就是说男方来了我要迎接一下,然后把这个女孩子送到对方家里去。男方来了六辆轿车到我们村,发现全村找不到一片停车的地方。你想想,我是党支部书记,当时我的脸往哪里放?

 

镇里要我回村干,开始真的是很难下决心,我家里的也不同意,这个村庄很穷很烂,怎么干?当时我的考虑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感觉如果我再不站出来的话,我们这个村就完了。

 

(二)怎么改变村貌

 

所以,我就下决心要改变衣家村的面貌。大部分当党支部书记的人都有这种情怀,都想干好,都想为老百姓做点事。那时村里没有一分钱,我就凭一己之力把自己在外头挣的钱给村里用,为村庄拉路灯、交电费,就连打扫卫生、自来水管道修理都是我自己掏钱。但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我只是凭一己之力这么做。尽管我也动员党员干部、村民出义务工,打扫卫生,整治村容村貌。可是怎么拔掉村子的穷根、就是找不到路,就感觉没个方向。不知道怎么做,从1982年分田到户开始,这么多年老百姓单打独斗自己干,分的时间实在太长了。各人自扫门前雪,集体的雪谁都不扫。村民的收入七八年没有增加。再想做点什么事情很难很难。

 

大家都知道栖霞出苹果,我们村不种苹果,因为山区的路很陡,苹果运输很麻烦,全是靠人力往下挑,或者用小推车推。我们村的产业以种植大樱桃为主,全村350亩地,90%是种大樱桃树,北京新发地市场每年都到我们那儿收樱桃。2016、2017两年大旱,我们村的樱桃树干死了40%。总之是要路没路、要水没水。我当书记头十年,老百姓收入没有增加。虽然樱桃价格也在上涨,但是通货膨胀,老百姓不挣钱。

 

直到2016年,烟台市提出抓党建促乡村振兴,陆续发给我们一部分资料,介绍各个地方合作社的成功经验。我学习之后感到,衣家村再也不能这样下去了。

 

2017年初,烟台市委组织部又提出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时任市委组织部于涛部长推荐我们村支书读一本书《塘约道路》,对我启发很大。塘约村被一场洪水冲毁了,也是一无所有,能够重新发展。我们衣家村有点山,有点土地,为什么我们发展不起来?塘约的经验,我最关心的是“村社一体”。在党支部领导下,建立了村社一体的合作社,对我启发很大。我把这本书推荐给两委成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看了。为什么人家的村从一无所有到发展起来,我们衣家村就不行?这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特别是当时我看到塘约村是村社一体的路子,我感觉这对我们衣家村是比较适合的,也符合烟台市委组织部提出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我们就干起来了。

 

2017年3-5月,经过调查研究,我写了一个《衣家村现状调查和发展思路》的报告。把衣家村人口结构,土地、现状等等所有的问题列出来,还有怎么改革,怎么发展都写在里面了。其中提到,衣家村20岁以下的只有10个人,将来怎么办?这份报告正式提出了“组织起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思路。这份报告发给了每一户老百姓,还给了到村里调研指导的领导。

 

2017年5月15号,我们召开全村动员大会。7月8号,成立了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这个图片就是我们晚上在广场上开会的场景。

 

 

2017年7月到现在,差不多就是四整年了。四年前我在调查报告中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如果我们按此思路开展工作,全村人一起干,四年之后,衣家村会发生巨大变化,会变得更加美好。其实我也没想到衣家村才四年就能变成现在这个样,也许在别人眼里没觉得怎么样,但是,对我们村来讲,这是衣家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变化非常大,非常重要。现在,我们依靠全村人人拉肩扛修出来5.5公里通往山顶的环山路,还有海拔300多米的蓄水池,给350亩果园装上了滴灌设备。我们村集体的合作社和有苹果,桃子,有养殖,有机肥厂我们正在做。最近衣家还要做一个矿泉水的项目。今后的发展不可限量。

 

 

我在烟台开会的时候,有个副省长,问了我一句话,当时给我触动很大。他说,你们村你也不给老百姓发工资,就发工票,老百姓为什么会愿意跟着你干?我当时就说,省长是这样的,当年毛泽东、共产党打天下,谁能想到革命能成功?为什么当时穷苦百姓跟着毛泽东跟着共产党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闹革命,就是觉得跟着共产党跟着毛泽东干,以后能过上好日子,生活能好起来。我们村老百姓跟着我们干,跟党支部干,我们衣家村有希望,能有变化,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他愿意跟着我们党支部干!

 

(三)打井修路,劳动入股,工票制度

 

成立合作社第一天,我们就开始打井。水是全村最卡脖子的大事,我们村300多年都没解决水的问题。虽然我曾经协调上级投入5万块钱打了一个自来水井,但是很浅,到缺水的那3个月,吃水都不够。这回我们想要自己打深井,彻底解决水的问题。

 

当时按市场价打深井一口需15万元,合作社没有一分钱怎么办,我就自己掏了15万元,把钻井队拉到村里。最初选的打井位置跟邻村接近,打到84米深,邻村就不让打了,说你这个井打下去我们村就没水吃了。两个村就开仗了。你们在电影电视里面看到过械斗的场面,我们当时就是那样的。两个村拿着棒子,拿着铁锹,就要打仗。这时镇上领导说,不要闹,两个村都缺水。于是只好找了本村村民一块地重新打。打到200米还没出水,村民开始怀疑,咱村的地多少年了都打不出水了,这回也不行吧!我那时压力很大,就下命令把所有的300米钻杆全都打下去,打不下去我一分钱不给。好在打到240米就出水了。村民拿起鞭炮就放,说我们这下可有水吃了,有水浇地了,这口深井水源充足,靠这个水源,修了以前集体废弃的3个水塘、建了3个泵房,还申请了节水灌溉项目,全村350亩土地全部拉上了微喷,衣家村终于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

 

有水吃了,我们8月1号就开始修路。由于山坡陡峭,以前一点路都没有。要修路,得先把山体炸开。山路炸开以后,因为没有钱雇施工队,全靠村民一锤一锤地碎石、一锨一镐地平整路面、一块一块石头地垒砌挡土墙。全村能动的劳动力,加起来也就三五十人,包括上到80多岁的老太太,下到十几岁的小孩,纷纷来工地劳动。

 

 

开始打算修500米的路,而老百姓纷纷要求要继续修,修彻底。结果我们大干了整整四年,到今年5月10号,终于修成了现在的5.5公里长,5.5米宽的硬化路。这个图片,就是我们修的路和蓄水池。

 

 

老百姓分开这么多年,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呢?我们除了思想发动之外,还建立了“工票”的机制。

 

开始修路时,常来干活的有十几个人。没有钱发工资,就先记工吧。那时候还没有工票,愿意干活的就来,不愿干就走。修路的第三天,杨淑兰、马秀华两位80多岁的老太太也来了工地,要求一起劳动。有的男工就提意见:老太太也来干活,怎么记工啊?都拿一样的工钱,不公平呢?我就召开全体社员大会,跟大家讲:“我们衣家村就是一家人,我们办合作社的目的就是让这些老人、没有能力的人生活好起来,不能让一个人掉队。毛泽东主席讲,一个人个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种精神就够了!我们衣家村现在就缺少这种精神!”从此之后,修路的人越来越多,人心越来越齐。

 

有人提出来,衣书记给记工,会不会分远近亲疏,给亲戚多记点。就是这个意见,促成了“工票”。每来上一天工,给个纸质的凭据,男工一天120元,女工一天80元。白天干活,晚上发工票。工票由理事长盖章,还要两个理事签字。满2000元可折合一股“创业股”,将来可以享受分红。同时,还可以在合作社买相同价值的服务产品,苗木、管道、水费、化肥等都行。所有给老百姓的服务都能量化,与你贡献的劳动等值。比如我们喝的大桶水,一块钱一桶,那么一张工票顶120元钱,够你喝120桶。所以,工票不仅解决了村集体没钱的问题。还为劳动交换所有的物品和服务搭上了桥。

 

 

衣家村的分散小农户,就是靠一个合作社、一张工票组织起来的。

 

能干的人有工票,有创业股,老幼病残怎么办?

 

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原始股”,就是户口、土地在村的,只要加入合作社,就可以分1个股,这一可解决五保户、低保户、老弱病残没有劳动能力人的长期赡养问题,他们有股,合作社要管他们到底。二是为解开将来可能出现的矛盾做铺垫。那些户口在村,在外上班、当兵、上学的,回来问,回来争。为什么没有我的权益?劳动力入股的这个创业股可以继承,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今后的分配还是要按劳分配占主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而这些政策只有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才能做得出来,如果只是党支部书记一个人领办合作社,就完全没有义务去管村里老弱病残,管贫困户,也不能规定创业股可以继承。

 

除了创业股、原始股,还有一种入股形式是土地股。合作社内的每一亩地作价2000块钱,也给你一个股份。目前刚刚实施,不是入股的主要形式。

 

 

截至2021年初,合作社在环山路沿线和老百姓地里栽了“晚红脆”桃树,全村所有土地都能浇上水。投资160余万元发展藏香猪养殖项目,建造猪舍80余个,购买种猪100余头,经过繁殖目前规模达到400余头。引进烟台财金集团与亭口镇政府共同注资1000万元发展食用菌种植产业,目前已建设种植棚27个、晾晒棚4个,累计销售鲜木耳3.5万斤、收益27.7万元,产出干木耳6万斤、产值约210万。合作社收益30%作为集体收入,70%向社员“二次分红”,预计集体年可增收20多万元,社员年人均增收8000元。

 

 

(四)合作社怎么才算成功

 

合作社怎么算成功,我总结了5条:一是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壮大集体经济,三是调动老百姓积极性,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五是党支部说话有人听、有威信。只要能达到这5条,采取什么模式并不重要。不管土地入股、家庭农场、劳动力入股还有资金入股,等等这些都不重要,都只是乡村建设中的一种模式,还有很多模式。5条中,第5点最重要,一个村庄好与不好跟党支部有很大的关系。必须增强党支部的凝聚力与号召力。因为我们党在农村的执政基础已经太弱了,对老百姓来说,党支部说一句话,不如一个老板回来给老百姓发袋面、发袋米好使。过年时,老板们回村给每个老百姓发100块钱或者几十块钱,老百姓就说他好。但村党支部在村里说话就没人听。

 

这么多年,党组织虽然没有离开农村,但是大大弱化了,现在,是党组织重新回到农村。重新这两个字很重要,因为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国掀起大办合作社的社会主义高潮,我看过1954年版的那本书,当时有个王国藩的穷棒子合作社,刚刚建国时期,那么贫穷落后的中国,共产党用合作化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国家经济振兴起来了,那么多的困难都战胜了。农村改革分田单干,把老百姓分散了。现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就是要恢复党的传统,把老百姓重新组织起来,

 

新的农村改革打破村域是必然的。我们衣家村就有54户,这么小,怎么发展?我们合作社会计是从市里来的,早晨开车到我们这里上班。我儿子原先在上海,现在要从上海回来了。我们现在有电商公司,有搞电商的大学生。所以说一定要打破村域,老感觉农村老了,不行了,没有发展前途了,是错的,因为将来的社会城乡是一体的。是融合发展的!我们现在已经这样做了。

 

(衣元良讲述,杨团整理)

 

衣元良

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亭口镇衣家村党支部书记

杨团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顾问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理事长、综合农协研究组负责人

 

 
 
 
 

二、讨论

 
 
 
 

 

(一)党的农村工作体系激励乡村本土人才

 

如何激励乡村人才及发挥他们的作用,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老教师、老模范“五老”人员,农民技术员,能工巧匠,农村经纪人,返乡创业人员,返乡大学生,农村蕴藏着丰富的本土人才,需要有适应农村情况的人才工作体制和机制,做好农村人才的培养、使用、考核、激励。

 

党组织可以在农村人才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有着独特的、有效的工作机制。一是组织动员机制。在外工作十三年的衣元良加家乡工作,党组织的动员起到主要作用。农村人才的经济社会参与,在很多情况下完全是自我动员。市场机制下的经济参与,更是一种个人选择。党组织的出面,增加运用组织资源及影响力,有着更强的动员力量。二是组织培养机制。农村人才成长不仅是技术经营管理业务能力的成长,还需要有事业心价值观社会责任感思想情感层面的人格成长。衣元良故事中的一些细节例如学习《塘约道路》,就说明了党员教育的作用。三是团队支持机制。衣元良回乡担任支部书记,通过基层党组织形成工作团队,其能量显然要大于作为乡村能人的个人奋斗。四是领导支持机制。农村基层组织当中,居民自治组织、专业合作社以及一些地方建立的股份合作经济社或联合社,作为独立主体缺乏体制内的隶属关系。而基层党支部则完全为体制内组织,与上级党委有着组织有关系及工作联系,较容易获得上级支持。上级党组织不仅提供党内事务方面的支持,还可协调政府以及其他机构,为农村基层党支部提供支持。

 

(二)工票:动员村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新机制

 

村民参与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农村基层工作的难点。如何动员村民参与,特别是涉及社区公益的参与,常用的办法是宣传教育,靠积极分子带动,依靠道德力量的作用。但这种脱离了物质利益的参与,作用并不充分。于是在一些村集体经济强的地方,往往采用补贴的办法。这样机制所激发的村民参与是往往是被动的,缺乏村民主动性,甚至带来负面效应。有的村民甚至连参加开个会都问有多少补贴。缺乏集体经济的“空壳村”,发不起补贴,连动员村民开个会都有困难。

 

工票将村民公益贡献与物质补偿结合起来,将社区公益心道德力量与物质激励结合起来,可以大大促进村民参与社区公益。衣家村当初拉路灯、打扫卫生、整治村容村貌等公益活动,书记掏钱,也动员党员干部、村民出义务工,完全靠书记的模范带头及村民的公益心。修路作为社区公益项目,村民自然会关注会支持。开始主要靠公益心驱动,参加修路劳动的人并不多。记工分类似于志愿服务的义务工作时间记录,反映志愿服务时间贡献。公益界普遍认为这种只讲贡献不讲报酬的机制是不够的。“时间银行”弥补了这一缺陷,公益服务所记录的服务时间,将来在需要时可以用来支付社会提供的公益服务,用承诺报酬来激励提供志愿服务。工票则进一步用币值形式计量志愿服务以及所承诺的报酬,更为直观,更为透明,更具公开性,更容易为村民所接受。工票承诺货币补偿,并不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它仍具有公益性。男性劳力每天120元的工票,显然低于乡镇工程工地工资水平。

 

工票作为承诺报酬,可以延迟兑现,有利于村里在经济支付能力不足时,先行使用志愿服务。衣家村在修路发放工票时,村合作经济并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当时只有诸如交水费等零星兑现,更多的工票则仍握在村民手中。在这种情况下,工票能够激励村民参加志愿服务,在更大程度上在于村民对村合作经济发展的信心以及对领导的信任。

 

(三)工票志愿服务与村合作经济结合

 

志愿服务贡献的时间储蓄及工票,其效果最终于取决于兑现机制及能力。难以兑现的贡献凭据,只是空头支票,很难获得村民信任因而不可持续。有很多地方,时间银行由于兑现物不确定,支付责任主体不确定,支付资源不确定,在实践上进展困难。

 

衣家村的工票制度与专业合作社发展结合,后者为前者提供支撑,承担支付责任,能够有效解决志愿服务报酬兑现问题。在一些集体经济实力强的村,不难实现志愿服务补偿;而对于缺乏集体经济的“空壳村”,缺乏补偿能力则意味着更难动员村民参与。衣家村原本缺乏集体经济,发放工票需要有新的资源支持。专业合作社从组织性质及组织目标看,法律上并不要求其承担公益责任。衣家村的专业合作社是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发展起来的,党组织将其理念贯彻到专业合作社。此外,修路不仅关系到村民生活,也十分有利于专业合作社经济发展,与合作社发展目标是一致的。

 

工票与村合作经济发展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动员志愿服务,还有利于合作社发展,促使村民关心合作社经济效益,因为合作社好了,工票支付才有保障;若合作社垮了,工票也就难以兑现了。

 

(四)工票“创业股”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劳动因素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实践中往往受到一种批评,认为其组织的资本因素太强,劳动因素太弱。专业合作社成员入股往往被分为资格股和投资股,其中前者门坎低,以利于劳动者参加;后者则数额较大,以利于合作社吸纳资金。于是在合作社收益分配中,资本的收益大,劳动因素被忽视。这会影响劳动者对合作社的归属感,甚至出现雇佣劳动思想,背离合作社的本质。

 

衣家村工票作为创业股投入合作社,实质上是一种劳动投入,改变了合作社的股权结构,强化了合作社的劳动因素,体现了劳动者合作的本质。通过工票创业股参与合作社分配,劳动者容易产生合作社认同感,更关心合作社的效益。此外,工票面值从直接兑现变成长期分红凭据,可减轻合作社的工票支付压力,有利于扩大规模利用工票机制动员更多的志愿服务。工票成为合作社股权重要部分,还可以将参与合作社建设的劳动者与其他有本村户籍有土地承包仅但未参与合作社劳动的人员区别开来,避免长期外出村民回村向合作社争利益。

 

(五)农民专业合作社“原始股”承载村民福利

 

农民贫困特别是农村五保户、低保户、老弱病残无劳动能力人的收入保障是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除国家社会保障体制的安排之外,社会援助特别是农村社区就近提供的帮助也很重要。人民公社体制下由集体经济承担五保户及贫困社员的援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一些集体经济较强的村,可以为困难村民提供帮助。而像衣家村这样的“空壳村”,则没有经济能力提供这样的帮助。

 

衣家村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村民福利提供一个新资源。所设立的原始股,只要户口、土地在村的,加入合作社,就可以分1个股。这样的原始股是村民普惠的,与劳动能力及资金能力没关系,特别有利于那些无劳动能力、贫困的村民。依据原始股进行分配,为这些村民提供了一份新的保障。从法理上看,专业合作社只关注劳动者参与,不容纳无劳动能力者,更不涉及村民的福利。衣家村专业合作社所作的创新,在法理上可以参照企业社会责任来解释,即专业合作社对村民承担的社会责任。之所以承担这样的社会责任,原因在于党支部对合作社的影响,将党的理念贯彻到合作社。

 

(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性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基层组织体系中的定位及功能,是否承担社区职能,是一个实践中在探索的问题,各地的做法差异较大。社区是村民生活共同体,所对应的组织是村委会。村委会还行使本村集体资产包括土地的管理权,其收入可支持加强社区职能。广东、浙江等地实行村、社分离,村民自治与资产管理分离,建立诸如土地股份合作社及联合社组织资产管理,其收益可支持村委会加强社区职能。但缺乏集体经济的“空壳村”,村委会缺乏资金来源,其社区职能就困难重重。

 

衣家村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具有明显的社区性,具有一定的社区功能。其一,村支部引领兴办合作社,把党组织的价值观、职能及目标带入合作社。党支部更为重视基层治理,重视社区管理服务,重视村民生活。其二,合作社的“原始股”是全体村民参与,所依据的户籍,其实就是社区居民的主要属性;所依据的承包地,也与本村户籍关系密切。“原始股”为村民提供了一份新的生活保障和福利。其三,合作社与社区公益活动结合,承担支付村民志愿服务工票责任,成为社区公益的驱动机。衣家村以上三方面所表现的社区性已经制度化了,纳入了党支部工作职责以及合作社章程及管理制度。可以预见,随着衣家村合作会经济效益增强,为社区管理服务提供的支持力度也会增加,其社区性将更明显。

 

(孙炳耀执笔)

 

孙炳耀

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综合农协研究组成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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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农协研究组:

这是一个探索中国三农事业发展的制度方向和实施路径的学术研究群,起步于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课题组在陕西洛川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试点。2005年,该课题组扶助一批农民合作组织设立“农禾之家”联盟,并于2011年正式注册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成为该中心下设的综合农协研究组。该研究组拥有多机构、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志愿者,主要针对农民再组织化、乡(镇)域和村域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社会基础再造进行方案设计、试点探索、理论创新、案例剖析、政策推进等。自2013年起,连续编辑出版《综合农协》季刊,年度集体著作《综合农协 中国三农改革的突破口》,举办“农民组织化“、“东亚综合农协”、“集体经济与合作社”、“供销社改革”、“乡村社区工作者”、“青年返乡”等领域的论坛和讲座,与地方政府合作进行乡镇级综合性农民合作组织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