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 “烟台经验”02(下) “新党建”再造村社秩序，重经营做强合作经济 ——莱州田家村故事

乡村振兴探路者专栏

第一期 第二篇（下）

【摘要】田家村是烟台地区莱州市出名的乱村，集体经济很弱，曾排在莱州一千个村庄的末尾。2021年全市干事创业大赛，田家村进入前十名，三年前进了近一千多名。该村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契机，治穷先治乱，组建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青年志愿者创业者团队和“群众拥党先锋团”，整顿了全村秩序，激发了村民的公心。在稳定村庄的基础上建立合作社，以市场为导向，打造本村小米品牌，以品牌营销推动节日产业，以节日产业带动一产、二产发展，按交易量分红占主导的方式，发动和激励村民，以社区为整体，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融合，经济利益与社区公共利益相融合，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合作经济。

【关键词】村支书；基层党建；合作社；集体经济；三产融合；农村社会组织；村民参与

（一）增强村级班子的领导力

如何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领导班子的领导力和组织力，是乡村振兴在基层的首要问题。大多数村庄都存在村级干部领导力不足的问题。国家在脱贫攻坚行动中，创造了村第一书记的制度，指派大批城市各机关厂矿的党员干部到对口帮扶的贫困村庄任第一书记，取得不小的成效。现在，第一书记制也延续到乡村振兴行动中。但是，中国有50多万个行政村，乡村振兴的村庄规模是脱贫攻坚的好多倍，更何况加强村级领导力不只是当前需要，它还是村庄可持续发展的长远需要，只有更多地激发本土的内生动力，创造本土人才特别是村党支部为核心的村庄领导者群体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不断提升其领导力，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

加强村庄领导者的领导力，需要有效的工作机制。第一是选好带头人。田家村的杨春华为人正派、年轻有头脑，深谙市场营销规律，在外打拼22年，担任莱州地区商会会长，乡镇党委把他选为田家村村主任候选人，鼓励他发挥才能，整治全镇最差的乱村、穷村。事实证明，这个人选对了。第二是运用党组织人才的工作机制。杨春华当村主任的时候并不是党员，也没有想过要入党，2019年夏天他入了党，2021年成为新选任的党支部书记。第三是严肃组织纪律。故事中谈到有个村委开会故意不守纪律。杨春华就以整风方式，建立规矩，“事不过三”，杀一儆百，解决了问题。第四是争取老支书老主任支持。杨春华上任后，面对村里秩序混乱，打架上访层出不穷，导致村两委会都开不起来。而杨春华刚回村，搭班子的村支书比他还小四岁，村班子整体缺乏权威。怎么有效提升村集体的领导力？他们找了村里的老支书和各家族的能人成立了老干部委员会，让有声望、有能力、有地位的长者、贤达参与村里的决策咨询，做指路掌舵的定盘星。这一举措为年轻的村领导班子做了加持，形成了老带新的村集体决策机制，强化了村集体对村民的感召力。在化解矛盾、弥合分歧过程中，让群众重新感受到党和每一个村民家庭的关系。这样，党就容易深入人心，村庄秩序也能由乱变治，为产业发展奠定组织基础。

（二）激发农村妇女组成志愿团队，建设乡村

中国农村的常住人口结构畸形，主要是老人、妇女、儿童这三个留守人群，这直接影响村庄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而在这个三个人群中，妇女既要种地挣钱，又要照顾老人和孩子，她们是乡村生产和生活的主力军。她们不再只是半边天，在很多乡村，甚至就是整片天。乡村是乱是治，是穷是富，是缺素质还是有素质，几乎都要看对于妇女群体这支最重要的队伍，是被搁置、被遗弃，还是被激发、被运用。

激励妇女参与乡村振兴，要充分运用团体工作机制，发挥她们的长处，建立诸如歌舞、手工艺、社区志愿者协会等社区社会组织，注重培养妇女中的领导者。田家村在治乱中，专门针对吵架、寻事，导致村两委的会议都开不成的妇女群体，组织了慈善义工协会，引导她们树新风、做好事、扶助困难群体，做志愿者支持合作社办展会。妇女组织起来后，就从过去的争家长里短转变为给集体做好事，不但解决了村庄混乱到连会议都开不起来的问题，还通过改变妇女群体的面貌改变了整个村庄的面貌。妇女慈善义工协会成了田家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品牌。

（三）激发青年组成志愿团队，创新创业

青年是社会中最有活力的人群。乡村青年能否动员起来，与乡村的生产生活发生新的联结是乡村振兴中关键指标。由此还引发了谁来种地的大讨论。在乡村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随国家整体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发生重大改变的条件下，要求青年人尤其是九零后的年轻人基本上回乡是不现实的。那就需要新思路，新机制和新方法，在促进城乡融合的大格局下，适合青年特点，引导他们主动关注乡村，贡献乡村。

田家村用青年创业者团队这种形式将村内外一半以上的青年都团结起来，用一套适合其心理特点的工作机制调动他们的内心动力，让他们自觉自愿地为村集体、合作社贡献所能。这支青年团队将自己的创业学习阶段与田家村合作社初创阶段同步，在三年历练中，无需合作社支付一文。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以志愿精神探索创业方法，形成社会企业式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习惯，同时也为合作社节约了大量成本。这也证明，青年是乡村振兴中最具活力的人力资源队伍，谁掌握了青年，谁就未来可期。

青年团队建设需要有有效的工作方法。一是把握沟通的情境，甚至创造情境以利沟通。故事中谈到杨春华放美国大片邀请青年一起看，放到关键时刻暂停向青年问计。由于把握住了青年的心理特点和活动爱好，注重时机和场合的选择，所以效果很好。二是发挥青年们的知识优点，领导放下架子，虚心求教。青年们市场观念强，乐意求新求变，对新颖的品牌设计看得多记得住，杨春华就请他们做参谋。在打造村合作社小米品牌、节日产业寻找网红代言人等市场营销和创新方面，听取他们的意见。三是付诸行动，交给适合他们能力水平的关键任务，激发他们为了村集体的责任心和义务感。

青年创业者团队可以在村合作经济运营中发挥很大作用。合作经济发展需要熟悉市场营销规律，需要创新的头脑和灵活应变的行为，很多村庄就是缺乏这样年轻、有活力的团队，难以在市场经营中立足。而田家村的这支以志愿为机理、以创业为导向的青年团队，灵活运用网络工具，线上线下做本村产品营销和品牌推广，成为田家村依照市场规律逐步发展特色产业的重要支撑。同时，他们也为田家村未来二产、三产的可持续发展准备了创新思路和创业型人才。

当然，青年回乡，并不一定就要回到自己的出身地，在村里定居、就业。他们的优势在于不断积累和储备新的能力、认识和新的关系，一旦需要就贡献出来。杨春华的眼光、能力并不是田家村培养的，而是他在市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积累的，所以他能将心比心，明白青年的处境、调动青年，支持青年创新创业。

（四）新党建引领社区社会组织治散治乱，凝聚人心，推动乡村善治

家庭承包责任制改革以来，在一些集体经济衰弱的地方，村民出现组织涣散甚至人心涣散的现象。田家村之前就处于这样的状况，村民人际关系疏离，不关心村集体，很少参与村内事务。乡村振兴是事关村民自己的事，首先村民自己要激发主动性和积极性来。乡村振兴也不能单枪匹马地干，需要村民团结起来共同努力。

但是谁来治散治乱，如何把涣散的人心凝聚起来，动员村民参与集体事务，形成乡村振兴的合力？烟台经验是加强基层党建，推动村党支部成为引领村庄综合发展的核心力量。

田家村故事展示了不同于一般乡村振兴工作的思维逻辑。他们没有从产业振兴入手，而是治穷先治乱。目的是要恢复村庄秩序。在治乱过程中，他们探索了新型的农村社区工作方法。一是发起各类人群的社区社会组织。二是党员带头重构农村社会网络。

杨春华一上任，就从村两委到全村全面推动整风运动。整风不是做检查，而是通过组建村内的社会组织梳通人心，整顿作风。的确，当田家村的老干部、妇女、青年和入党积极分子都组织起来以后，原来开不成的村委会开起来了，村庄混乱无序的问题解决了。不仅如此，故事中讲到金丰合作社并入的4个专业性小合作社，并不是出自经济目的自发设立的，而是村党支部专门动员了一批村内骨干有意识做的。所以，这四个小社的设立体现的是组织化的社区工作机制。

田家村党支部有39名党员，发挥党支部的作用，就要激发党员的责任心，密切党群关系，全面带动群众。他们的做法一是挑选经验足和干劲强的党员冠名先锋党员，赋予其比一般党员更重要的工作任务，以分层选优的方式激励优秀党员多为合作社做贡献。二是组建群众拥党先锋团，以党建带群建。先通过先锋党员带动党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再带动周边群众，从中心向周边扩散，将社会参与的原则具体落实到基层党建的工作机制上，形成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庄群众对党的拥护群。

群众拥党先锋团改变了过去党组织基层活动以学习文件、完成上级指派任务为主的形式，由先锋党员带领党员积极分子为群众做好事，促进全村人都为他人做好事，以相互之间频繁的人情互动培育互信。这种更新党群关系的新办法，被田家村人称为“新党建”。经济交易也能配合“新党建”。田家村合作社分红中突出交易量分配，通过村民和集体之间频繁的经济交易加强相互沟通，重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以交易互利增加村庄社会资本。

三是以党员和村民代表联户制建立直接的沟通渠道，村里的重要事项都通过联户制直达小组和农户。这种机制相当于工作直通车，它强化了党群联系，扩大党的工作覆盖。这样的农村社会网络有利于加强党员与村民之间以及村民之间的日常联系，增进感情，促进村民互帮互助。

密切村民联系，需要有充分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村民参与所需要的活动场所及公共信息。田家村党支部、合作社重视村务信息公开，在村头固定位置制作公榜，公布合作社收支，社员分红，社员捐赠，以及各种大事小情；重视村民活动场地，在公榜下安排桌椅板凳和象棋盘，吸引村民天天在此休闲和议论；注重村民意见反馈，通过群众拥党先锋团等组织收集村民意见。

（五）组织创新：

农民专业合作社变身集体与个体合作

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乡村组织体系中如何定位，二者的相互关系如何，是涉及国家制度层面的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些地方特别是广东沿海一带农村快速城市化的地区，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建立起一批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及联合社，以集体的力量去争取控制土地增值向村民倾斜。他们是在特定历史背景条件下的集体经济主体。而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组织、功能、收益分配等方面的规定上都未涉及村庄集体层面的因素。

以往的专业合作社实践中，即便有集体因素，也是藏在村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的领导个人身份里。他们以个人身份组建合作社，利用个人身份将政府项目纳入合作社，再以个人身份要求收益要分给村集体一定份额。这样的合作社显然不是集体经济组织。集体的因素即便有也很弱，有风险，难以发展壮大。

从实践的角度，集体经济组织是以集体而非个人为经济主体，是以集体资产而非私人资产为经济支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导力量是村里的能人而不是集体。中国乡村曾经有过的强烈的集体意识目前已几近消亡，大部分村庄的集体实际上名存实亡。同时，全国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的效果统计证实，大部分村只留存村办公室等非经营性资产，经营性资产基本上损失殆尽。而村集体没有了资产，集体经济就等于被连根铲除。集体经济没了，丧失了个体与集体连接的利益纽带，村庄再想把分散个体凝聚成整体等于做无米之炊。

乡村振兴当下面临的就是人散村穷文弱的局面。如何破局？答案是重建村集体，重建村集体经济。但是千头万绪应该如何下手？烟台党支部领办农民合作社模式的经验是从基层党建的工作实践入手。村集体把资产入股到合作社。村支书以组织名义代表集体进入理事会并担任理事长。这样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产结构和组织结构就发生了重大改变，摆脱了公司或大户出资入股、控制合作社的窘况。同时，赋能专业合作社经营集体资产，扩充其经营的广度和深度。它改变了以往的专业合作社在个体资产基础上的个体联合，将其变身为集体资产与个体资产合股经营的公私合作，突出了合作社的集体性。这就让合作社的治理目标与村集体的治理目标朝向同一方向，形成村庄治理的同构格局，使二者的利益、权力、目标协调起来。

烟台经验以村党支部是村集体代表为原则，在3000多个村全都建立了公私合作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新办社。即党支部先确定投资入社的村集体资产（资金），再动员村民个体投入各自的资源或资金。这样组成的合作社，集体和个体都是投资主体。按照烟台市委组织部颁发的合作社规范，集体统领个体。烟台合作社的事实证明，以党支部出面组织，以集体资产投入为先决条件设立的合作社，增强了村集体的号召力，凝聚了人心，获得了村民的广泛信任。

田家村合作社是3000多个烟台合作社中的一个，这些合作社构建的基本做法相同。之前没有集体资产的田家村，设立合作社时的集体资产占股用的是上级党组织支持购买农业机械的资金。随着政策项目资金支持力度加大，集体股持续增长，从而吸引了全村85%的村民入社并持续地增加个人入股份额。

农村集体土地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进入专业合作社，强化合作社的集体性。在二轮承包留有集体机动地的村，集体机动地土地可直接入股合作社，以村干部作为股权代表，实现全体村民的权利。问题在于农户的承包地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入专业合作社。田家村并未大规模流转土地，目前的考虑只是对种不动地的老人农户给予保障性的收地。杨春华很清楚土地是集体资产，他对如何让土地创造更多的集体经济收入有系统打算。他认为，随着这些农户老去，大部分土地只能收归集体，同时应付给承包户一定的报酬。这就要求合作社经营的土地产出价值必须提升。只依靠经营一产不够行，必须发展二产加工业，而加工的农产品价值要求能在市场上实现获利。所以只有打通市场，做好品牌，集体才能有大规模收地经营的条件。

专业合作社的集体股成为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的载体，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效益成为集体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如何在这种组织变革下处理好收益分配，保障集体收入不断增长壮大是一个新问题。田家村没有拘泥于一般专业合作社分配的程序规则，他们在合作社提取公积金公益金之前，按照集体股和个人股的比例先提取集体股收益，然后再执行合作社一般分配程序。这是将集体股作为优先股对待。

田家村较好地处理了专业合作社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并按交易额进行分配及股权分配的关系。首先是重视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占合作社收益的两成。其余的六成按交易量分配。四成按社员投入的资金股权分配。按交易量分配调动了社员关心合作社事业的积极性。他们提出，多卖小米给集体，让集体统购统销，就是为集体做贡献。2018-2020年三年总算账，合作社分红村集体分到81万，合作社42万，反映了专业合作社除了自身发展外，主要作用是为集体经济带来收入。

集体的资金股优先分配，社员的资金股在合作社扣除预留之后按分红额的四成分配。这样的分配机制能获得农户社员的认可，表明这种机制具有合理性。田家村的发展证明，形成良好村庄治理的集体能够提升生产水平，发挥规模经济效益和范围经济效益，为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提档升级。因此，主导和发挥这些功能的村集体通过优先股获得高于普通股的报酬是合理的。这部分收益将按照制度基本上用于村庄的集体公益事业和公共积累发展。同时，田家村建立了公榜，将村集体与合作社的所有收支公之于众，让集体经济在村民的监督下健康发展。

（六）以市场为导向，找准发展定位，三产融合创设产业品牌

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被认为是解决农业产业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途径。在具体的操作中，有的地方将各自分离的种、加、销、游作为三产融合，还有将智慧农业、农业工厂、牧场观光、酒庄观光作为三产融合的典型业态。不过，这些业态的操盘、运营主体并非是村庄、农民合作社，而是外来强势利益群体。村级合作社有没有可能发挥自身的力量，作为一个主体，自主规划，从第一产业逐步延伸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呢？田家村的探索，证实了这个可能性。

杨春华有个逻辑叫“三产旅游倒推法”，就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导向倒推他们自己应该从事什么样的产品生产。他提出的思路，是稳定一产，发力二产，逐步融合三产。一产到底选什么，他们没选当地的苹果等大众化的产业，而是选了具有文化传统、本地特色的田家村传统小米。这个定位突出了田家村与周边村庄的不同，避免陷入同质化竞争，为田家村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产品最难的不是生产，而在产品销售环节。在吸引人流、品牌推广上，田家村探索出来了自己的工作机制。

一是将节日做成产业，田家村月月有节日，周周办活动，销售小米产品，办成了莱州的市场大集，培育了一批消费者常客。二，走出去办展会，妇女慈善义工协会是办展会的主力。她们都是志愿参与。三是以免费提供场地的方式，吸引莱州的慈善组织和服务型企业到田家村建立各种活动基地，引入人流。有效通过节日创造人流，用人流来带动销售。这是三产融合项目比较常见的策略。

在营造品牌上，一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打造贡小米。二是给每一类品牌产品找到最适合的消费群体。例如贡小米就专门针对产妇群体，溢价高。三是聘任网红做公益，免费代言田家小米，网络营销。四是设计推出多样化产品和一批品牌供给消费者选择。五是加强填补市场空白的小米产品研发，以高质量的产品配合品牌营销和争取品牌稳定。六是发动青年志愿者创业者团队做品牌营销。

在产品规划上，田家村采取了一主多辅、市场淘汰的策略。以低廉的代工成本加工了专门针对年轻人需求的零食系列——吃货联盟。让这些单品系列经受市场考验，淘汰到最后，能够留下来的就可以做成地方一线品牌。

现在田家村有品牌小米（一产），吃货联盟代工（二产），节日产业、活动基地（三产），以村庄为主体的三产融合的状态基本成型。仅仅三年，田家村的小米种植就从社办的几十亩试验田拓展到全村村民近2000亩。经济收益也很可观，合作社运行三年，给予集体的分红就基本还清了村里欠下的外债。

（七）轻资产重服务，不大规模流转土地，以合作社实现统分再结合

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是上世纪90年代为纠正乡村只分不统，集体经济走下坡路的倾向而专门提出的带有方向性的重大政策和制度，甚至被写进了宪法。但是，近30年来基本上未能执行落地。根本原因还是公的力量被大幅削弱，私的力量成为社会生态的主导力量，而具体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的缺失也是这一路线政策贯彻不下去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烟台市域范围兴办的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之所以能够在三年内基本贯彻到位，除了以基层党建促改变，让思想顺了、体制顺了之外，很重要的因素是创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机制。

田家村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步开发出适合本村特点的轻资产、重经营、重服务的工作方法的。

第一，坚持独立自主决策村庄发展方向和发展产业。他们没有像很多村庄那样，与外部企业结合，大规模流转土地，而是在自己发展的第一阶段，严格控制土地流转。杨春华一上任，就把上一任放给外部企业的土地收了回来，作为合作社的小米试验田。集体土地租金由合作社支付。这样没有减少村集体的收益。还把将产业发展、土地资源的决策权牢牢地掌握在村集体和合作社手里。

第二，合作社坚持不做生产种植，而做品种、技术、防治、指导、销售五统一的农业服务。除了几十亩小米试验田因为要给村民做示范，由合作社直接生产外，2千亩村民的小米种植统统由村民自己生产。村社成立后进入的养猪、养鸡、养牛和水果四个小社，也是由村社提供统一购肥，统一检疫、防疫等服务。合作社不替代农户的分散生产，而是提供给农户个人做不了做不好的统一服务。

第三，生产经营上实现统分结合、双层经营。在生产经营上田家村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品牌规划、品牌经营、统一服务、二产研发，三产融合这些事关全村长远利益的工作，由合作社统一决策和统一实施。在事关群众具体利益方面以照顾群众利益为上。小米经销的前期合作社不具备大量销售能力，就将合作社包装物发给农户自销，让农户多赚钱。等后期销售能力足够，除了给农户留一部分自销外，以交易量分红为激励机制，鼓励农户自愿向合作社交售小米。这种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做法既有原则又很灵活。

不过，这种形式的合作社成功地持续运行会迅速产生和积累新的集体经济经营性资产，就会面对种种产生的新问题。所以需要未雨绸缪，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和总结经验，尽快产生管理新型集体经济的一系列切合实际的制度化措施。

（八）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三位一体，推动乡村有机更新 

早在1990年，在山东青岛莱西县召开的村级基层组织建设全国座谈会上，总结出“以党支部建设为核心，做好村级组织配套建设；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做好民主政治配套建设；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做好社会化服务配套建设”的村级组织建设工作法。会议形成的共识，是将“党的领导、村民自治、集体经济”作为中国基层组织建设的三原则。

30年过去，抚今追昔，在农村改革的长期实践中，这三原则越发彰显其导向性，真理的光芒历久弥新。烟台经验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弘扬了三十年前的莱西经验，以党的基层组织力进入专业合作社，党支部书记成为村集体资产在合作社占股的组织代表的工作实践，重构了集体和村民的经济关系，形成了村集体和村民合作，带领村民共富的新型合作经济，鲜明地体现了“党的领导、村民自治、集体经济”三位一体的农村基本制度的精髓。

烟台的实践全方位地培育了烟台地区的公共领域，改变了社会生态，为基层一线为民谋利益的优秀党员和干部做劲打气。一线干部纷纷认为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释放了他们的才能，让他们干事创业有了发挥的舞台。人才振兴是组织振兴、产业振兴的根基，获得一线乡村探路者们的衷心拥戴并创造性地执行，是烟台乡村三年巨变的重要原因。

就田家村来说，首先，合作社是由村党支部书记代表基层党组织，出任村集体资产的持有者，将81万集体资产入股到合作社。这是集体股。该村85%的村民共同参股的36万个人财产是个人股。这个合作社的性质是公私合营，公股占大股的混合制集体股份制企业。

其次，这个合作社不仅从事一产即小米的种植，还有二产即研发小米产品及其代工加工，三产即小米品牌的打造、营销。同时，合作社还设立了群众拥党先锋团、老干部委员会、慈善义工协会、青年志愿者创业者团队四个乡村社会组织，将全村最积极、最有活力的村民发动和组织起来参与村庄建设。可见，这个合作社是完全超越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合作社；是将合作经济与集体经济、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融合为一体的新型合作社。它给个人带来了多个与集体连接的利益纽带，创造了个人与集体之间多类别、多层级的组合可能性，从而比较贴近农民和乡村的真实需求。这种融合集体经济与个体经济的经济形式，应该是一种新型合作经济。

第三，田家村的一整套做法体现了乡村党支部领导下的多主体性。一是村集体的主体性。村委会作为全村农民整体意志的代表，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要为全村群众谋求最大利益。集体在合作社占大股，优先分配。二是合作社的主体性。合作社是独立自主和经济自足的经济实体，是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的共同代表。合作社经营成效直接关系村集体和农民个体的经济收益。三是4个村庄社会组织各自具有主体性。尤其青年志愿者创业者团队的主体性更突出些。四是全村每个农户都有自己的主体性。他们在生产经营、就业创业、组织村庄社会组织、参与经济、社会、文化活动等诸方面都有自由选择权。可见，田家村的农民主体性是多元的和多层级的。一个村庄里的多主体只有协调配合甚至统合，才能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推动农民共富、村庄善治。发挥村庄内的多主体为了共同目标而努力的整体性作用，就需要有个核心。基层党支部就起到了这个核心的作用。

如何在协调统合过程中处理各主体之间的矛盾？尤其是集体与个体的矛盾。当合作社着眼于长远，进行产业选择和品牌打造，在初期，并不为大多数农民所理解。但是经过一定的时间，对农民真正有利的事物被农民认识到以后，一定会得到农民的衷心拥护。田家村党支部兴办4个社区社会组织，又实行了党员和村民代表联户制，的确既发挥了农民个体的积极性，又发挥了党支部、村集体、合作社各个主体的积极性。可见农民主体是个整体性概念，它包含了构成这个整体的各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机制性联系。

田家村的经营使用了市场经济和社会经济，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两类方法。这类组织我们通常称之为“社会企业”。合作社是社会企业的一种类型。在国际合作社联盟1995年发布新修订的合作社7条原则中，增设的条款就是“关心社区原则”，这个新要求是改进型合作社通向社会企业的重要佐证。只有关心社区，为社区的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合作社，才能得到村民社员的拥护和支持。如此看来，田家村合作社正在朝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迈进。

由支书到两委，由两委到群众组织，再由乱转治，由治生业，由业成和，田家村的转变和更新确实发人深省，并给一线乡村振兴探路者们有用的启迪。

 （杨团 陈晶晶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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